黄檗树的苦心比喻思念爱人的苦心,以黄檗树心随日长大,比喻自己的苦心与日俱增,比喻形象贴切,表现出民歌的特色。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