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苏轼这首《虢国夫人夜游图》和杜甫的《丽人行》在题材和主旨上一脉相承,含有一定的讽谕意义。
诗的起四句为第一段,渲染虢国夫人恃宠骄肆。前两句所描绘的形象,正是图中虢国夫人形象的再现。作者写这位佳人,驾驭玉花骢马,淡妆多态。她骑在骏马上,身段轻盈,恍如惊飞的春燕。骏马骄驰在进宫的大道上,宛若游龙。美人名马,相互辉映;神采飞动,容光艳丽。《明皇杂录》记载:虢国夫人出入宫廷,常乘紫骢,使小黄门为御者。画和诗所绘写的都有所据。“金鞭争道”两句,写虢国夫人的骄纵,和杨家炙手可热的气焰。作者用“金鞭争道宝钗落”这句,再现了图中的情景。为了抢先进入明光宫,杨家豪奴,挥动金鞭与公主争道,致使公主惊下马来,宝钗堕地。据史载,某年正月十五日,杨家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争道西市门,结果公主受惊落马。诗所写的,正是画意所在。
诗的第二段是“宫中羯鼓催花柳”以下六句,写虢国夫人入宫和宫中的情事。此时宫中正作“羯鼓催花”之戏,贵妃亲自弹拨琵琶,汝阳王李琏在敲击羯鼓。在羯鼓争催的情况下,弦歌并起,舞姿柔曼,柳宠花娇。秦国夫人已经先期艳妆就座,打扮得非常娇贵。虢国夫人乘车缓缓而行,惊尘不动,素妆淡雅。入宫以后马的步子是放慢了。其是珠光宝气,人影衣香,花团锦簇,在不夜的宫廷里,一派欢乐情景,纷呈纸上。诗中叙玉奴和八姨作为衬映,而“自鞚玉花骢”的佳人,才是主体。画图是入神之画,诗是传神之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作者写诗至此,于欢情笑意中,陡作警醒之笔。作者说:这绝代的佳人,如今又在何处呢?她那明眸皓齿,除了画图之外,谁又曾见到过呢?当年的欢笑,似乎今天在丹青上只留下点点惨痛的泪痕了。陡转两句,笔力千钧。
第三段是最后四句,紧承前文,作者在观图感叹之后,更对历史上一些回环往复的旧事,致以深沉的感慨。诗说:“吴公台下雷塘路,人间俯仰成今古。当时亦笑张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历史上的隋炀帝,当年也曾嘲笑过陈叔宝、张丽华一味享乐,不恤国事,不知道韩擒虎已经带领隋兵迫近宫门。可是他后来也步陈叔宝的后尘,俯仰之间,身死人手,国破家亡,繁华成为尘土。言外之意,是说唐明皇、杨玉环、虢国夫人等,又重蹈了隋炀帝的覆辙。“吴公台下雷塘路”,葬埋了隋朝风流天子;“马嵬坡下泥土中”,也不仅仅只是留下杨玉环的血污,她的三姨虢国夫人也在那里被杀掉了。荒淫享乐者的下场,千古以来,如出一辙。昙花一现的恩宠,换来的仅仅是一幅供人凭吊的图画。
全诗着意鲜明,前两段十句,全以画意为诗,笔墨酣畅。“明眸皓齿”两句转入主题,作轻微的感叹。末段四句,揭示意图,语意新警,亦讽亦慨,而千古恨事亦在其中,如此题图,大笔淋漓,有如史论,引人深思。
《小雅·北山》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嘉我未老”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通过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不必直写。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这是“妙笔”。
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南山》,其中有两段,一段连用十九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两句一对比。很明显,韩愈借鉴了《小雅·北山》的这种手法。但是,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如沈德潜所批评:“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比较而言,韩愈诗不如《小雅·北山》情切而明晰。
第五章首句“或不知叫号”,现代学者多释为“呼叫号哭”,译释为“人间烦恼”(余冠英)、“悲号”(金启华)、“人叫号”(袁梅)、“放声大哭”和“民间疾苦”(程俊英)等等,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这样来译释,多少感到突兀、牵强,不很圆融。“叫号”一词,毛传解为:“叫呼号召。”孔疏解为:“叫号,连绵字……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傅恒等《诗义折中》解为:“耳不闻征发之声。”吴闿生《诗义会通》解为:“叫号,呼召也,不知上有征发呼召。”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解为:“不知道有号召。”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照这样解释,诗中这位悠然自适、贪杯耽乐的大夫,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就是闲聊扯淡。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诗经》的注疏遗产很丰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不必曲为新说。
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必然造成如《小雅·北山》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必将是内部的涣散、解体以至灭亡。所以,清高宗敕撰的《诗义折中》也强调说,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因此就会上层腐败,下层撂挑子,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害”。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