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词人善于捕捉瞬间情感中的细微感受，将对恋人的爱怜抒发得淋漓尽致。吴文英早年在苏州结识某女子。近世词家据吴词作过许多分析，推断他在苏州有一妾，后被遣去。但将他关于苏州情事的词串连比照，可以确认那位女子并非与他朝夕相处之妾，应为一位民间歌妓。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吴文英对她的情感是真挚深厚的，他在词作里常以极隐讳的笔法抒写无尽的哀怨。这首词是词人寓居苏州的后期、在其恋爱悲剧发生之后作的。充分抒发出作者的一腔忧怨之情。

　　词的起笔“暮檐凉薄”，点明环境和时间。暮色已沉，人在檐下，感到秋之凉意，一语即营造出寂寞凄凉的氛围。清风吹动庭竹，使主人公产生故人来访的幻觉。“疑”字将读者带入恍惚迷离的境界，有似梦非梦之感。此两句用李益“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竹窗闻风》）诗句，“故人”即所钟情的那位女子。“邈”，渺远之意；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

　　这些描写表现的均为非现实的梦幻般的情境。“渐夜久”表现由暮入夜的过渡。“闲引流萤”乃用唐代诗人杜牧《秋夕》“轻罗小扇扑流萤”句意，写出故人天真可爱的情态；借着微弱的萤光，从她的“素怀”暗里见到“纤白”。这几句词意较为模糊，作者有意以某些优美的细节片断暗示幽会时留下的难忘印象。

　　传说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能吹云和之笙，词中的“双成”即以仙子借指故人。双成在梦中远去，凤笙之音渐渐消逝了。一切均是梦境，惊醒时已是“玉绳西落”。吴文英喜用生僻的典故，词语十分难解。“玉绳”乃玉衡的北二星，玉衡为纬书中所指北斗七星的第五星，是斗柄的部分。玉绳西落标志下半夜已过。

　　这时主人公才由外室进到内室。放下布帷，欲进内室，却又“倦入”，当是梦境历历触动了对往事的回忆，故“又惹旧愁”。不能忘记，在庭栏的角落还留有故人的粉汗香气。

　　对往事的思念，令词人抚今追昔倍加伤痛。词的过片以特殊的意象深刻地表达这种悲痛的情感。“银瓶”是古时汲水用的器具。“银瓶恨沉断索”援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句意。汲水时丝绳意外地断绝，白诗以此比喻“似妾今朝与君别”，言中道分离，遗恨无穷。他们恋爱悲剧的发生，似乎早在预料之中：“梧桐未秋，露井先觉”，飘零摇落的命运是注定的了。“抱素影、明月空闲”，即叶梦得《虞美人》“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之意。团扇如月，扇面上绘有素女的小影，已积有灰尘。“抱”，持也；团扇曾经是她用来“闲引流萤”的，“明月空闲”意为它已闲着无人用了。这纪念物上以丹青绘的小影封尘已久，可是那秀眉却依稀动人。

　　词锋至此陡然一转。“翠冷红衰”，一派衰落凋残的景象。“西池”在吴文英关于苏州情事的词中多次出现，当为词人寓所阊门外西园之内的池。在这凋残衰谢的季节、清寂冷落的秋夜，怕有轻微的声响惊起西池里的睡鱼，西池的鱼跃又将搅扰静寂的秋夜和人的思绪。因为主人公正因西池的落花回味起故人留下的一个销魂印象：“记湘娥、绛绡暗解，褪花坠萼”。“湘娥”本为传说中的湘妃。近世词家考证，认为吴文英在苏州所恋者原籍湖湘，所以“湘娥”或“湘女”皆借指苏州故人。记得那次幽会时，她偷偷解下轻薄的绛色绡衣。词的结尾颇具新意，幸福美好的形象用以作为悲伤之词的结尾，同今昔的劳燕分飞恰恰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了回环往复悲喜交集的艺术效果。

　　吴文英是属于那种情感细腻丰富的人，最善于捕捉并表现瞬间的、形象鲜明的主观感受。在他的作品中，许多意象具有纤细的主观感受性质，又以晦涩的语句表现出来，其词意往往缥渺朦胧，恰似唐代李商隐的《无题》诗。这首词的整体使人如临梦境，比如故人团扇扑萤，令人难辨是梦幻还是往事；银瓶断索、梧叶早坠，未知其人是离是亡。在词的结构上虽也有时间关系的交代，但意群之间总有较大的跳跃或转折，而且往往不甚连属。如下阕的四个意群之间便缺乏应有的顺序联系，结尾则似有词意未尽之感。这正是梦窗词结构奇幻的特点。理解梦窗词较为困难，如果细续便会发现作者的表现方式是艺术化的，所表达的情感则是复杂、真挚和缠绵的。

　　《陈涉世家》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表现了陈涉在反对秦王朝暴政斗争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显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地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又善于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等多种技巧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场伟大斗争的图景。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文章首先解释命名的具体原因：一是斋广一室，深七室，其形似舟；二是斋中数室各具特色，或深奥温暖，如同船舱，或虚空四壁，如窗外两舷，处于室中，犹如在舟；三是斋之左右风景如画，花木山石分别两侧，斋置于其中，好似一舟行于山林相间的江水之中。同时，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画舫斋的结构特点和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富有特色的建筑和山石花木交相辉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接着顺应画舫之名，转而言舟，作者先从《周易》说起，用渡河比喻处境危难，用船来摆渡，比喻自己从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从汴水出发，渡淮河，沿长江上溯历尽艰险。人生旅途也需要有船来作为战胜艰难险阻的工具，现在我却忘记了困难和险阻，还用船来给房间起名，难道我果真喜爱船上的生活吗？作者觉得这种在江湖之上享受战胜大风大浪的快乐，也是人生的一大趣事。进而又云：我听说有的古人为逃避世事远远来到江湖上面，终身不肯回头，这里一定有某种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贪求财利，不是因为有罪或身不由己，那么，一帆风顺，水波平静，心情平缓地躺在枕席之上，一天便可到达千里之外的地方，这样乘船难道不快乐吗？作者谈这两种“乐”，都不是现实中的“乐”，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而现实中的“江湖”和“舟之行”，带给他的都是一种不幸和痛苦。作者以舟名斋，用“画舫斋”这个饱含深意的词来时时警醒自己，即现在虽然列官朝廷，享受优厚待遇，但要居安思危。最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请朋友蔡君谟题词，白抒胸臆，宣泄他内心的积郁。

　　作者抓住以舟名斋这个中心主题，反复发挥，追忆自己的经历，联想古代的隐士，逐层递进转折，层层加以剖析，既简明又深婉地抒写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全文情景交融，饱含哲理，充分体现了作者豁达开朗的情怀，及其居安思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