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言分为四段。第一段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第二段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第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篇序言抑扬顿挫，慷慨咏叹，不仅议论风发，而且富于情韵。
文章开篇，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接着，着重写了作者对苏舜钦岳父杜公说的一段话。以丰城龙泉、太阿宝剑的精光上冲斗牛为喻，说明苏氏诗文的精光连陷害他的冤家仇人都无法掩蔽，并预言其必将大放光彩于后世。先从文学方面对苏氏作了极高的评价，充满着赞赏之情。
接着，序文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从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一旦面临治世，而文章跟不上政治，那是由于不爱惜文学人才的缘故。由此自然地引出苏舜钦的遭遇，欧阳修发出沉重的叹息：“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政敌小题大做，为了一顿酒食的小过失，竟将一代英才摧残至死，无论是从私人感情方面来说，还是从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来说，都要令人扼腕痛惜、痛哭流泪而不能自已也1这一段文字，既申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真是情理交融的好文章。
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在时文盛极一时、举世不写古文之时，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欧阳修将他誉为“特立之士”，这个称号苏舜钦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接着，回忆苏氏的状貌和为人，虽仅寥寥数语，却极精彩传神：“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如此和蔼可亲、奇伟杰出的一代英才，却不幸死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特别是此文最后，写到其他因苏氏一案受牵连的人都一一复职，“今并列于荣宠”，“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序文就在这样的哀悼声中结束，令人有哀音绕粱、三日不绝于耳之感。
这篇序文是欧阳修文章中的精品。因为苏子美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又是极为难得的人才。这样一位有特立独行的有志之士，却横受冤屈以致罢废而死。所以为他的文集作序，先从其文章的价值说到其不幸遭遇，为其鸣不平。全文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在称呼上，“予友苏子美”，“嗟吾子美”，“而子美独不幸死矣”，语含悲哀，催人泪下；在结构上开合变化，一浪高似一浪，一层深似一层；在语言上，长短句、正反意，错综变化，一唱三叹，充分表现散文的音节美，值得反复吟诵玩味。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其词作以描写旅况乡愁和离情别恨为主要内容。《雪梅香》（景萧索）一词写游子的相思之情，在柳词中虽属雅词，但是感情洋溢，明白如话，风格与其俚词是一致的。词中描写一位客居他乡的游子，正当深秋薄暮时分，登上了江边的水榭楼台，凭栏远眺，触景伤情，追忆过去的幸福时光，无限思念远别的情人。词的上片写词人登楼之所见：高远的晴空，映衬着萧条冷落的秋景，深深触动了词人的悲秋之情。不禁想道：当初宋玉作《九辩》时，心绪大概也是如此吧！“渔悲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对仗十分工巧。渔悲、水村勾画出一幅江边的萧索秋景：碧色的烟柱孤独地飘忽在寒意渐浓的秋气里，如血的夕阳染红了斑斓的落叶，红色的叶片随着萧瑟的秋风上下飞舞。这里，词人用秾艳的色彩把悲秋的哀愁充分地体现出来。“愁红”在古代诗词中多用来描写被风雨摧残的鲜花。但这首词中的“愁红”，当是指落叶而不是花。首先，既然已见残叶飞舞，当是暮秋时节；而残叶都已飘落，恐怕残花早已化作香尘了吧！再者，这两句词是工整的对句，前一句的“寒碧”是描摹孤烟的色彩，那么，这一句的“愁红”也当是形容残叶的颜色，而不应脱离“残叶”去牵扯落花。然而，这里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寒碧”和“愁红”这两个表现色彩的词还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联想。“寒碧”，暗示情人紧蹙的双眉；“愁红”，借指情人憔悴的愁容。古代女子以碧色画眉，因此，古诗词中也就常有这样的描写，如唐人张泌《思越人》词：“东风淡荡慵无力，黛眉愁聚春碧”；古人更常用“愁红”比喻女子的愁容，如顾敻《河传》词：“愁红，泪痕衣上重。”碧色是令人伤心的颜色，又是女子画眉的颜色，所以，词人由袅袅上升的一缕碧色炊烟联想到情人的黛眉，由被夕阳染红的落叶想到被风雨摧残的落花，进而联想到分别时情人带泪的愁容，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下片首句就写道：“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别后愁颜”照应“愁红”，“镇敛眉峰”照应“寒碧”。一个是明白描写，直抒深情；一个是暗中达意，景中关情，词人对其情人的真诚眷恋于此可见一斑。词人把视线从岸边移到江上：辽阔的江天，一抹斜阳浸入万顷波涛之中，江水缓缓地流向远方。这几句描绘“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景，怀人之情尽在不言之中，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趣。词人在下片直抒胸臆，回忆昔日与情人欢会的幸福，无限怅惘，相思愈深。词人迎着江风而立，脑海中浮现出情人的音容笑貌，雅态妍姿。或许当日正在相聚小饮，清歌婉转，妙舞翩翩；或许正在花前月下，两情缱绻，欢度春宵，然而，突然到来的别离，使热恋的情人“顿乖雨迹云踪”。过去的幸福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在这肃杀的秋天里，暮色苍茫，客居他乡的词人只能独倚危楼，悲思绵绵，怅憾难言，相思难遣。这复杂的情感在胸中汹涌，犹如面前奔腾的大江。无可奈何的词人只能托付远飞的大雁把这相思之情，悲秋之感，游子之心带过江去，传达给自己的心上人。结语包容了词人的欢乐、忧伤、回忆、希望、幻想，总括全词意蕴，韵味深长。
读者不禁感叹：若非亲感身受的真实思想感情，怎能写出如此披肝沥胆，情重意浓的词句！柳永终生落魄，怀才不遇，走马章台，混迹青楼，过着“诗酒风流”的日子，是封建时代的真正的浪子。从其《乐章集》中诸多诗词来看，他与妓女交好，不似那班轻薄子弟以玩弄女性为目的，而是极重感情，怜之，爱之，思之，念之，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这类作品不仅《雪梅香》一词，它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等等，不胜枚举。柳永的真情换来了同样的真情。他因写俚词被统治者排挤出上流社会，下层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妓女们却喜爱他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南宋叶梦得语），就是明证。柳永生前家无余财，死后由几个妓女合资才得以入殓成葬，这当可以看作是对柳永真诚的报答吧！
此诗是《大雅·生民之什》的第四篇。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在解《生民之什》的第一篇《大雅·生民》为“尊祖也”，解第二篇《大雅·行苇》为“忠厚也”，解第三篇《大雅·既醉》为“大平也”之后，解此篇为“守成也”，云：“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
此诗分五章，，每章四句，除每章的第二句为六言外，其余均为四言句。其结构有如音乐中的装饰变奏曲：将一个结构完整的主题进行一系列的变奏，而保持主题的旋律。就诗而言，此歌主题旋律便是：野鸭沙鸥在水泽畔欢快地嬉戏觅食，公尸来到宗庙接受宾尸之礼就像野鸭沙鸥自得其所那样恬适愉悦，人们答谢公尸，献给公尸的酒清醇甘甜，献给公尸的食香酥鲜美，希望公尸沟通献祭的人们与受祭的神灵，并祈求神灵赐福。
此诗首句的“在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其实都是在水边。《郑笺》分别解释为“水鸟而居水中，犹人为公尸之在宗庙也，故以喻焉”，“水鸟以居水中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水中之有渚，犹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地之尸也”，“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瘗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亹之言门也，燕七祀之尸于门户之外，故以喻焉”，虽对每章以“凫鹥”起兴而带有比意看得很透，但却误将装饰变奏看作主题变奏，其说不免穿凿附会。每章的章首比兴，只是喻公尸在适合他所呆的地方接受宾尸之礼而已，用词的变换，只是音节上的修饰，别无深意。以下写酒之美，用了“清”“多”“湑”“欣欣”等词，写肴之美，用了“馨”“嘉”“芬芬”等词，从不同角度强化祭品的品质优良，借物寄意，由物见人，充分显示出主人宴请的虔诚。正因为主人虔诚，所以公尸也显得特别高兴，诗中反覆渲染公尸“来燕来宁”“来燕来宜”“来燕来处”“来燕来宗”“来止熏熏”，正说明了这一点，语异而义同，多次装饰变奏更突出了主旋律。因为公尸高兴，神灵也会不断降福给主人，这就是诗中反覆强调的“福禄来成”“福禄来为”“福禄来下”“福禄攸降”“福禄来崇”。只有诗的末句“无有后艰”，虽是祝词，却提出了预防灾害祸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引《毛诗序》“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的发挥倒是值得注意的。居安必须思危，这一点至今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一是形式上，对仗精工奇巧。“诗”对“梦”，“成”对“尽”，“镜水”对“落花”，“上”对“间”。
二是内容上，转换自然贴切。颈联由上文绘眼前景转至写手中诗，聚集“诗”与“梦”。如果说作者于用此诗来表达对友人离别的相思之意，可算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话，那么，他与友人分手后只能相见于镜水、落花之间的夜梦中，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长久痛苦。此联景情相生，意象互映，自然令人产生惜别的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