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作者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用他的兵器“大铁椎”来代替。文中以细腻生动的手法,刻画了一位有识见、有气节、精武艺、识文墨,使用铁椎的大力士的“异人”的形象,描写出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本可大有作为,在当时却所遇不合,无用武之地,只能去与响马决斗的可悲境遇,透露出作者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了作者希望有人起来“抗清复明”的爱国思想。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chuí),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灿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有人说,中国古代抒情诗词中很少有主词,这首也是如此。读者只有根据抒情主人公的口吻、语气、举动及她身边的器物等等来推断性别,身份。这首词抒情主人公似应是一位怀人的女子。
上片开首两句是说风清月圆,正是良辰美景,令人赏心悦目。接下去两句却意绪陡转,“不会长年来,处处愁风月。”风月好不好,其实不在于风月,而在于人的心情。心情不好,风月将处处衔愁。杜甫《春望》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欧阳修《玉楼春》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说得透辟。上片,作者曲笔回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怀人女子那缠绵的、难于排遣的痛苦。
过片紧扣一个“愁”字。“熏麝”指熏炉中的香料。“寒虫”即蟋蟀。“心将”二句是说,自己的心和熏炉中的香料一样燃焦了;自己低低的吟咏跟蟋蟀的鸣叫一般凄楚。这两句中,“焦” 、“切”二字下得准确、形象、老到,使得人与熏麝,人与寒虫融为一体了,人内心的焦灼不安,人内心的凄苦难耐也借二字传导而出了。
“欲遽就床眠,解带翻成结。”以动作结情,构思巧妙,新颖。“遽”,匆忙,急之意。想念意中人而不得见,内心焦灼不安,于是想到还是上床睡觉吧,指望以此抛开痛苦烦恼。可是这也不行。想解带脱衣,反而结成了死结。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动作,在此却显示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活脱脱写出一个烦恼人的烦恼心态。“解带翻成结”一句,语浅情深,实乃天籁之声,神来之笔,不知贺铸何由得来!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曾说:“贺老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渲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这首《愁风月》也是结句妙绝的一例。
此诗是赋得体,无论是赋诗得题,还是赋诗得句,总之是拟作。自六朝至唐代,拟此者代不乏人。诗人拟之,自是一次学诗演练。
首句“自君之出矣”,即拈用成句。良人离家远行而未归,表明了一个时间概念。良人离家有多久,诗中没有说,只写了“不复理残机”一句,发人深思:首先,织机残破,久不修理,表明良人离家已很久,女主人长时间没有上机织布了;其次,如果说,人去楼空给人以空虚寂寥的感受。那么,君出机残也同样使人感到景象残旧衰飒,气氛落寞冷清;再次,机上布织来织去,始终未完成,它仿佛在诉说,女主人心神不定,无心织布,内心极其不平静。
以上,是对事情起因的概括介绍,接着,诗人便用比兴手法描绘她心灵深处的活动:“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古诗十九首中,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直接描摹思妇的消瘦形象,写得相当具体突出,而在这里,诗人用皎皎明月象征思妇情操的纯洁无邪,忠贞专一。“夜夜减清辉”,写得既含蓄婉转,又真挚动人。比喻美妙贴切,想象新颖独特,使整首诗显得清新可爱,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