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寒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返乡途中踽踽独行。道路崎岖,又饥又渴;但边关渐远,乡关渐近。此刻,他遥望家乡,抚今追昔,不禁思绪纷繁,百感交集。艰苦的军旅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无数次的登高望归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此诗就是三千年前这样的一位久戍之卒,在归途中的追忆唱叹之作。其类归《小雅》,却颇似《国风》。
全诗六章,可分三层。既是归途中的追忆,故用倒叙手法写起。前三章为一层,追忆思归之情,叙述难归原因。这三章的前四句,以重章之叠词申意并循序渐进的方式,抒发思家盼归之情;而随着时间的一推再推,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首句以采薇起兴,但兴中兼赋。因薇菜可食,戍卒正采薇充饥。所以这随手拈来的起兴之句,是口头语眼前景,反映了戍边士卒的生活苦况。边关士卒的“采薇”,与家乡女子的“采蘩”、“采桑”是不可同喻的。戍役不仅艰苦,而且漫长。“薇亦作止”、“柔止”、“刚止”,循序渐进,形象地刻画了薇菜从破土发芽,到幼苗柔嫩,再到茎叶老硬的生长过程,它同“岁亦莫止”和“岁亦阳止”一起,喻示了时间的流逝和戍役的漫长。岁初而暮,物换星移,“曰归曰归”,却久戍不归;这对时时有生命之虞的戍卒来说,不能不“忧心烈烈”。后四句为什么戍役难归的问题作了层层说明:远离家园,是因为玁狁之患;戍地不定,是因为战事频频;无暇休整,是因为王差无穷。其根本原因,则是“玁狁之故”。《汉书·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云云。”这可视为《采薇》之作的时代背景。对于玁狁之患,匹夫有戍役之责。这样,一方面是怀乡情结,另一方面是战斗意识。前三章的前后两层,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其实,这也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思归的个人情和战斗的责任感,在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表现。
第四、五章追述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写出了军容之壮,戒备之严,全篇气势为之一振。其情调,也由忧伤的思归之情转而为激昂的战斗之情。这两章同样四句一意,可分四层读。四章前四句,诗人自问自答,以“维常之华”,兴起“君子之车”,流露出军人特有的自豪之情。接着围绕战车描写了两个战斗场面:“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这概括地描写了威武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和频繁的战斗;“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又进而具体描写了在战车的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最后,由战斗场面又写到将士的装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将士们天天严阵以待,只因为玁狁实在猖狂,“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既反映了当时边关的形势,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毛序》根据这两章对军旅生活的描写,认为《采薇》是“遣戍役”、劝将士之诗。这与诗意不符。从全诗表现的矛盾情感看,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似乎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因此,在漫长的归途上追忆起昨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是极自然的。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或许是突然大作的霏霏雪花惊醒了戍卒,他从追忆中回到现实,随之陷入更深的悲伤之中。追昔抚今,痛定思痛,不能不令“我心伤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写景记事,更是抒情伤怀。个体生命在时间中存在,而在“今”与“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的情境变化中,戍卒深切体验到了生活的虚耗、生命的流逝及战争对生活价值的否定。绝世文情,千古常新。现代人读此四句仍不禁枨触于怀,黯然神伤,也主要是体会到了诗境深层的生命流逝感。“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加之归路漫漫,道途险阻,行囊匮乏,又饥又渴,这眼前的生活困境又加深了他的忧伤。“行道迟迟”,似乎还包含了戍卒对父母妻孥的担忧。一别经年,“靡使归聘”,生死存亡,两不可知,当此回归之际,必然会生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的忧惧心理。然而,上述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道更无人安慰;“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全诗在这孤独无助的悲叹中结束。综观全诗,《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
在艺术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称为《三百篇》中最佳诗句之一。自南朝谢玄以来,对它的评析已绵延成一部一千五百多年的阐释史。王夫之《姜斋诗话》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和刘熙载《艺概》的“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已成为诗家口头禅。而“昔往”、“今来”对举的句式,则屡为诗人追摹,如曹植的“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颜延之的“昔辞秋未素,今也岁载华”(《秋胡诗》之五),等等。
此曲辛辣嘲讽元朝末年世风混浊、官场黑暗,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揭露金钱在主宰着人,锈蚀着人的良心,世道像一盆面糊,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即便纯洁的人掉进这盆里也必然同流合污。作文章的不过为了谋取钱财,有钱财的人并不把文章放眼里;守规矩的人家为了挣钱,竟让女儿卖身;清廉的官吏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只得装糊涂,因为在官场上越是糊涂越能坐稳自己的交椅。作者一会儿巧用比喻,一会儿直面抨击,或冷嘲,或热讽,就像针灸的高手,针针扎到元王朝吏治昏黑、社会良心泯灭、公道无存的要害上。这说明身处下僚的张可久对社会弊端持有清醒的认识,对现实强烈不满。
元散曲中的愤世、警世之作,白眼向人,不仅感情激切犀利,在语言上也往往表现出冷峻、峭严的倾向。本篇就是具有这种语言风格的名作。
前两句属同一个意思,即是说世风嫌贫爱富。一个意思分作两句说,与其说是强调,毋宁说是宣泄。诗体也有嘲骂之作,却难以脱开“温柔敦厚”的传统影响。而元曲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在发泄感情上自有无形的优势。
三、四两句是对“见钱亲”的财迷心窍者贪婪攫财的形象描绘。这里的“水晶环”并不表示环质的清白纯净,而是取“环”之圆、取“水晶”之滑,而满足“才沾黏便滚”的条件。“才”字、“便”字,说明了贪取的急不可耐;而“沾黏”与“滚”,又生动地表现了多多益善的聚敛形象。元杂剧中有常见的上场诗:“县官清如水,令史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也是在不动声色的前提下转出意想不到的结果。两者均从“面糊”生发,足见元人趣语的生活化特色。
“文章”等三句鼎足对,围绕社会的拜金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发挥。“文章”句是说文章本身不值钱,至多只能用来糊糊钱囤子,即只配作为金钱的仆妾。古人有“文章覆瓿”的成语,出自刘歆对扬雄《太玄》的评价:“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意谓被后人仅仅用来覆盖酱罐。作者这里许是受了“覆瓿”的启发,但“糊了盛钱囤”的含义更觉丰富。“门庭”句是说为了金钱可以不惜自败家声,甚而改门庭为妓院也在所不辞,一个“改”字,含有人心不古的感慨。而“清廉”句则针对官场而发,清廉本当是为官的本分,可当今的官场不仅不需要它充作幌子,而且索性将它塞到钱褡子里去了。这三句将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社会腐败情状描绘得入木三分,是对起首两句断语的生动诠释。
“葫芦提倒稳”一语双关。“葫芦提”是元人指称糊涂的习语,如马致远《夜行船·秋思》:“葫芦提一向装呆。”“语译”即作此解。而它在此处又似可解作提着酒葫芦,与作者在《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的“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同意。诗人挽澜无方,回天乏术,只能借酒图醉装呆,反倒觉得稳便。这是激愤的反语,却也加重了全曲峻冷的韵味。
这支小令用了多组比喻,而比喻全取市井化的俗语,尖新严冷,带有一种散曲特有的“蒜酪味”。作者向以清词雅语为宗,本曲却一反故常,反映了散曲风格为内容服务的创作规律。
以“春情”为题的词作,大抵写闺中女子当春怀人的思绪,王安国这首小令却是写一个男子在暮春时节对一位女子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内容与贺铸的《青玉案》相仿。贺作另有寄托,此词有无别的寓意尚难确定。
首句点女子居处建筑的精致华美、环境的清静幽雅。居处如此令人神往,则伊人芳姿倩影之使人倾慕难忘自不待言。这一句借物写人,是男主人公情感变化的基点。
次句交代气候、时令。春尽花残,惜花人情已不堪,更何况急雨劲风又摧花!“飞不起”三字暗写雨势的猛恶,展现残红“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凄凉景象,暗喻主人公的心境也如落红沾雨般沉重暗淡。这种心境源于伊人倩影的悄然杳去。
第三句写时间。从黄昏到月出,主人公在一片迷濛的景象里长时间伫留不去,足见他对女子的痴情。
第四句依照情感变化的规律采用顺延笔法,写主人公由痴情向迷离恍惚深化的情态,揭示他内心由极度爱慕而升华的思而不见的惆怅之情。“余香”二字饶有韵味,既含蓄地画出伊人“芳窬散麝、色茂开莲”的风致容颜,又绰约地显露池中明镜悬倩影、屋里衣香胜如花的境界。这一句完满地收结了上片,又为下片的状态抒情蓄势张本。换头言近旨远,写人物情态,现主人公形象。“月徊”是痴情的延续,“不语”是惆怅的外露。两者相辅相成,愈显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下片第二句用设问句申足上句,并从反面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何处去”不是无处可去,恰恰是去向杳若黄鹤的伊人处。采用反面运笔的方法,用得好时,能深化作品的层次。这里的反面运笔,很成功地突出了主人公魂牵梦绕的焦点。然而,梦魂飞近伊人身,只是主人公的主观想象和美好企望,现实却是香歇人去,光沉响绝,只有自身踯躅路旁,吊影惭魂。歇拍两句以杨花有幸反衬人物的无缘,正是主人公在这种现实处境中的自怨自叹。
以上的简析,只是按照词语的措置顺序作出的。其实,如按照主人公感情变化的脉络去寻求端倪,很难分清事由的前因后果,时间的迟早先后。因为词中写景抒情逞回旋吞吐的态势,前后句、上下片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或相反相成,引发难分。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主人公目睹伊人之后由爱慕而兴起的思而不见、爱而不得的愁情。
这是一首以蝴蝶为吟诵对象的咏物词。
开头两句写双双对对的江南蝴蝶在傍晚的阳光下翩翩飞舞。“身似何郎全傅粉”,《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此句以人拟蝶,以何郎傅粉喻蝶的外形美。蝶翅和体表生有各色鳞片和丛毛,形成各种花斑,表面长着一层蝶粉,仿佛是经过精心涂粉装扮的美男子。“心如韩寿爱偷香”,据《世说新语·惑溺》与《晋书·贾充传》载,“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为司空掾。充少女贾午见而悦之,使侍婢潜通音问,厚相赠结,寿逾垣与之通。午窃充御赐西域奇香赠寿。充僚属闻其香气,告于充。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此处也是以人拟蝶,以韩寿偷香喻指蝴蝶依恋花丛、吸吮花蜜的特性。典故随意拈来,妙笔天成,运用得极其生动、贴切。“傅粉”、“偷香”,从外形与内质两方面概写了蝴蝶的美貌与特性,这两句为整首词的词眼。接着一句“天赋与轻狂”,挽住上片,又启迪下片。“轻狂”者,情爱不专一、恣情放浪也。
下片就“轻狂”二字生发,先写傍晚下了一场小雨,雨一停,浪蝶便度翠穿红地忙乎起来。“薄翅腻烟光”一句体物入微,状写精妙,选词用字准确、熨贴。蝴蝶的粉翅是薄而有些透明的,当它沾上雨水之后,翅上的“粉”便变“腻”了。“烟光”指的是雨后的晚晴夕照。斜阳透过沾水发腻的粉翅,显得朦朦胧胧,宛似笼罩在一片缥缈的烟雾之中了。
轻狂的蝴蝶自有轻狂的朋侣“游蜂”、“飞絮”相伴。蝴蝶伴随狂蜂、飞絮到处宿粉栖香,“长是为花忙”。结句回应了上片的“天赋与轻狂”,以“为花忙”的具体意象点出“轻狂”。“花”字意蕴双关,亦物亦人。全词一纵一收,上下关合,联密而自然。
欧阳修这首咏蝴蝶词,既切合蝶的外形与内质,又不单单滞留在蝶的本身,而是以拟人化手法,将蝶加以人格化,亦蝶亦人,借蝶咏人,通过两个切题典故--何郎傅粉与韩寿偷香,惟妙惟肖地把蝶与人的“天赋与轻狂”、“长是为花忙”的特点巧妙地绾合起来,将何郎、韩寿的禀赋一古脑儿倾注在专以粉翅搧情、以恋花吮蜜为营生的浪蝶身上,把自然的动物性与社会的人性融合为一体,在蝴蝶的形象中集中了风流浪子眠花卧柳、寻欢作乐的种种属性,蝶就成为活脱脱的轻狂男子的化身。反过来,作者又含蓄地讽刺了那些轻狂男子身上过多的动物属性。如果这首词抽去了何郎与韩寿两个典故,它仅止于表面的咏蝶而已,失去任何内涵寓意,自是淡乎寡味了。
五代毛文锡有《纱窗恨》云:“双双蝶翅涂铅粉,咂花心。绮窗秀户飞来稳,画堂阴。二三月爱随柳絮,伴落花、来拂衣襟。更剪轻罗片,傅黄金。”可以看到毛词咏蝶仅止于蝶而已,虽然在艺术技巧上也有某些可取处,但比之欧词,在思想艺术境界、审美情趣与价值上自然要逊色得多了。汤显祖评《纱窗恨》词云“‘咂’字尖,‘稳’字妥,他无可喜句。”(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二)显然,其所以“无可喜句”,主要不如欧词之有寄托。蒋敦复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芬陀利室词话》)欧词咏物而又咏怀,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这首诗表达了臣子受到皇上召见的心态。首句写景,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次句叙事,写诗人被召见选德殿的情景;第三句写诗人被皇帝召见后激动的心情。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并暗用紫薇省典故。诗写得含蓄而有味。
诗以“敕使传宣坐赐茶”一句与诗题照应,将事情始末一笔带过,这句是说,皇帝派出使者传令入宫,朝见时皇帝赐茶款待,“归到玉堂清不寐”句则是抒写被召见后的思想活动。“归到玉堂”是直叙其事,“清不寐”是抒写情怀,“不寐”见其心潮起伏,“清”字是点睛之笔,反映出诗人此刻感清激动而不狂热,他在冷静地深深思索着朝政的得失;包含有国事重托的责任感在内,形象地展示了政治家的气度胸襟。
首尾两句是绘景。首句写黄昏入宫途中所见,末句写深夜退回玉堂后所见。乍看只是随所见而书,似与“入直召对”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是‘画中有意”(《白石诗话》),其中有诗人的匠心在。夏季的槐树本散发着细细的幽香,而黄昏已至,又是绿槐夹道,就给作者以清幽、沉寂之感,而枝头上日幕返巢的乌鸦又为之涂上一层静穆的色彩,使画面色调偏于冷暗,景物中显示出的正是诗人被召见前肃穆的心情。
末句之景与此不同,画面上,开放的紫薇代替了绿槐,如钩新月代替了昏鸦,气氛虽同样清幽,但色调偏于明丽。从“初上”二字可知诗人是看着下弦的新月冉冉升上花梢的,正与上句之怀寐刀相照应。景物中所显示的是被召见后深沉而又充满希望和贵任感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这句暗中用唐时紫薇省的典故,白居易为紫薇侍郎时,有《紫薇花》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周必大时为宰相,故用紫薇花写景,妙语双关。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的这首《贾生》可和周必大的这首《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放在一起比较阅读。
首先,从召对的内容上看,汉文帝问的是鬼神,宋孝宗问的是国策,二者悬殊巨大,所以写法也大不相同。李商隐辞锋犀利,采用寓慨于讽的手法,极抑扬吞吐之妙,故跌宕有致。周必大则用双关修辞手法,寓政治历史内容于写景抒怀之中,故耐人寻味。其次,从感情的抒发上看,李商隐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正反、轻重,抑扬、隐显的正确处理中,层层剥笋,把主题揭示出来。而周必大则用前后两幅不同的画面的描绘,寄托“入直召对”前后不同的激动之情。第三,从立意上看,李商隐矛头所指的是“不问苍生”的最高统治者,并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无穷感慨。而周必大则只有感激涕零。所以这首诗不能像《贾生》那样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