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首，作者采用用对比的手法说：“洞户深深掩。笑世间、浓脂腻粉，那般妆点。”描写那白海棠的可爱，说它素洁的淡妆，是不以浓妆艳抹为美的。此处特点是词人用了拟人化的口吻，同时这里也映射、批评了世俗的审美。随即词人又赞美白海棠“认取朦胧明月下，不许东风偷飐”。说它不欲白日中在东风拨动下搔首弄姿，招惹狂蜂浪蝶。在朦胧明月下，尤其展示了它的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它“偏触动、词人系念”。词中对白海棠的赞美，表现了词人与世俗的审美倾向的不同。词人又感叹如观赏到白海棠的开放一样，“好春光”是不多的。而“昨日微阴今日雨”，是词人希望天公能够为自己多留一些明媚的时光，哪怕是仅如片刻的“一时暂”，这是词人对春的留恋。
下片，词境又进一步扩展，而以“冰绡雾縠”句为过渡。这里词人用丝绸织品的美丽，来比喻白海棠开放时的美丽春光，衬托白海棠。问“谁烘染”，实际是用疑问来赞叹花被烘染得更美。这春光如一副画一般。下面就是这画面的描述：“爱依依、柔条照水，靓妆清艳。”水边的柳条，依依映照，一片光彩美丽。还有“墙角绿阴栏外影”，这影子照射在芸窗上，照射到床席上。中间，还有被什么隔开的一片“清阴暗澹”，等等。这里词人解答了自己过片所提出的“谁烘染”的疑问。词人对于“烘染”着白海棠的一片春花，作了尽情的渲染。当然，这些都是词人审美欣赏的表现。作为同时也擅长绘画的词人，在整首作品中，也表现着词中有画的特点。最后，词人又未免感伤地说：“不是封姨情太薄，是盈盈树底魂难忏。”白海棠开在晚春，这时，树木已盈盈茂盛，花魂却难以挽留了，而不能怪是封姨鼓风，吹折了它。对于词主人公来说，也触景生情，故发出了“春欲暮，易生感”的喟叹。
这是一首祝酒歌。前两句敬酒，后两句祝辞。话不多，却有味。诗人以稳重得体的态度，抒写豪而不放的情意，在祝颂慰勉之中，道尽仕宦浮沉的甘苦。
古人用“金屈卮”敬酒，以示尊重。诗人酌满金屈卮，热诚地邀请朋友干杯。“不须辞”三字有情态，既显出诗人的豪爽放达，又透露友人心情不佳，似乎难以痛饮，于是诗人殷勤地劝酒，并引出后两句祝辞。
从后两句看，这个宴会大约是饯饮，送别的那个朋友大概遭遇挫折，仕途不利。对此诗人先作譬喻，大意说，你看那花儿开放，何等荣耀，但是它还要经受许多次风雨的摧折。言外之意是说，大自然为万物安排的生长道路就是这样曲折多磨。接着就发挥人生感慨，说人生其实也如此，就要尝够种种离别的滋味，经受挫折磨炼。显然，诗人是以过来人的体验，慰勉他的朋友。告以实情，晓以常理，祝愿他正视现实，振作精神，可谓语重心长。
于武陵一生仕途不达，沉沦不僚，游踪遍及天南地北，堪称深谙“人生足别离”的况味的。这首《劝酒》虽是慰勉朋友之作，实则也是自慰自勉。正因为他是冷眼看人生，热情向朋友，辛酸人作豪放语，所以形成这诗的独特情调和风格，豪而不放，稳重得体。后两句具有高度概括的哲理意味，近于格言谚语，遂为名句，颇得传诵。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首二句写暮春景象，诗语无片言只字言及暮春，远比明言还要强烈。因为四种物色的形象是那样鲜明，有力地打人人们的感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看出：那育雏的春莺就栖止在浓枝密叶之中，那欲绝的游丝也正伴着黄蜂飘然飞去。动静相问，层次分明，交织成一幅浑融的圆面，见出诗人运笔状物之妙。
次二句转入人事活动。两句诗只摆出青春少年，妙龄女子，青白色的酒壶中满盛着琥珀色美酒，不再说什么，而一幅青年男女游春宴饮的画面已呈现在我们眼前。至于那宴饮的具体情景，是否“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欺缴”，都留给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去加以补充。艺术的启示力极强，含蓄而有余味。将这两句与首二句合观，宴饮乃发生在暮春背景之下，这不禁又发人深省。明媚春光，可谓良辰美景。男女游赏，可谓赏心乐事。面对暮春，他们是想用赏心乐事去冲淡良辰美景即将逝去的失落心境呢？还是惶恐于良辰美景的即将消歇，想更多享受一些赏心乐事呢？总之，两种情景的重合，使这两句诗从字面之外喷薄出一股珍时惜逝、汲汲不可终日的浓郁情思。诗意不是出自诗语所叙，而是产生于甄种情景的配合，耐人品味，妙不可言。
诗的后半句写大好春光无可挽回地逝去。这样一点简单的意思，用了四句诗，却不觉冗长，其中大有奥妙。“花台”二旬将花与春充分拟人化，写得生动引人，情意缠绵。本来是春去花谢，主动者在春，诗人却偏偏反转来说，花谢春归。由于花事欲暮，不免使春兴味索然，要黯然辞别归去了。然而花对于春，又是那样饱含系恋之情。你看，花瓣虽已离枝，却还要做一次最后的挣扎，随风回旋起舞，它是多么想用自己的生存留住那美好的春天。这落花恋春的背后又何尝不括含青年惜时的深慨。落花的情态又不免诱发一个问题：它那竭尽生命的努力，便能留住春天吗？这使得后两句很自然地成为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呼一应，迭宕有致。四句诗里隐含一问一答，以落花为问，以榆荚为答，构思巧妙，笔路活脱，意趣盎然。
这首诗形象凸出，色彩鲜明，无论是垂杨春莺，残丝黄蜂，还是绿鬓金钗，落花青钱，无不、以其分明的形色深深印入人们脑中。而其组章造意，含蓄奇掘，攫人思绪。这些都表现了李贺诗艺术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