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有相当多的是一些迁客骚人，宦游经过秭归等地时，于羁旅之中吊念屈原，含有对自己身世遭际的感叹。诗人同情屈原的可悲命运，把个人遭受排斥打击的忿恨和不满压抑在心中。柳宗元还写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引屈原为知己，抒被贬谪抑郁忧愤之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南来，点明自己的处境；写诗人回顾贬湘时，已下定决心，不作悲怆的楚臣。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不作楚臣悲”，表明自己的心境，自己不会像届原那样，因忧国忧民而自沉于水。为何不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表明诗人憧憬未来，有信心励精图治，再干一番事业。诗人以一达观的心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开头二句写事、抒情，皆未言及风，三句则引入风的描写。
“为报春风汨罗道”，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而是充满希望之路。诗人为了答谢在汨罗江旅途道上春风吹拂，“莫将波浪枉明时”，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波浪，人生波折，社会动荡。“莫”、“波浪”、“枉”、“明时”暗寓出诗人不因为遭受到挫折而耽搁了自己在政治清明之时施展才干的情愫。
观此诗作，以七绝近体而存古韵，以平实质朴而寄深情，中唐以后少有人能及。东坡尝评子厚之诗：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此诗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平实的语句，却能感人至深；没有刻意表白，只是普通的叙述，却是发自肺腑。诗中写江中遇风，并未具体写风的表现，而是以人生的经历、体验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将“春风”作一点缀，以此与作者那乐观的心境相互映衬。
《铜雀妓》是乐府诗题名，也叫《铜雀台》。铜雀原名榭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造，台上有铜铸大雀。《铜雀妓》诗，多是凭吊怀古或咏史之作。据《邺都故事》记载，曹操命其子将其葬在邺之西岗；妾妓都住在铜雀台上，早晚设酒食祭奠，每月初一、十五在灵帐前奏乐祭礼；诸子也经常登台瞻望西陵墓田。
王勃的《铜雀妓二首》是“裁乐府以入律”的。这两首五言律诗都描写歌妓的凄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在其中，诗人对终身被幽禁于深宫的歌妓的不幸生活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不平。
第二首开头“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是以歌妓的口吻感叹自己的不幸身世，使沉郁悲凉的气氛一开始就笼罩了全篇。据史书记载，铜雀台很高，上有宫房一百二十间，歌妓们被关闭在重重宫门之中。这里的“闭”字表现出了深宫里歌妓没有自由的痛苦。颔联“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进一步描写歌妓内心的孤寂。
她们本来是用自己的姿色、技艺娱乐君王，博取君王的欢心的。而此时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已经结束了。曹操死了，还为谁歌舞，为谁修饰容貌呢！然而她们仍然得按照曹操的遗命，“每月十五，辄向帐前作妓乐”，为曹操的“魂灵”歌舞。这更可悲。君王就连死后都操纵着她们的命运，她们唯有终老宫中，永不得见天日，其中悲苦可想而知。颈联“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是写歌妓没有任何希冀，在死寂绝望的心情中，心灰意懒，华贵的铺盖没人再折叠，绫罗的衣裙也不想再缝制，“谁再缝”的“谁”字用得好，以疑问代词代替否定词与上句的“不”字相对，含意双关而有力。“谁”实为“人人”，说明有这样命运的人很多失去自由，没有欢乐没有理想，虽生犹死。尾联“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承上联之意而作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恨绵绵，歌妓在那高入云霄的铜雀台上放眼远眺，只看到西陵苍松翠柏，不觉凄然泪下。
诗人写《铜雀妓》诗，是为了以古喻今，针对当时幽深的宫廷生活有感而发的，通过生动的形象抒发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借曹事以讽唐，“用意隐然，最为得体。”此诗不同于一般的凭吊怀古诗，对于史事不着力显微阐幽，而能别寓兴意；不采取直抒胸臆或议论，而以歌妓的口吻自叹自哀，真情实感，分外动人。
本篇历叙与王判官聚散行迹，并因世乱而归隐庐山屏风叠。其所以退也，非所谓“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乃报国无门也。
开篇“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二句，飘然而来，写的是公元726（开元十四年），诗人离开蜀中，自湖北顺江而下，在金陵、扬州一带漫游的往事。屈指算来，流光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自己仍然功业无成，一个“昔”，一个“蹉跎”，包含了无限的感慨。
“俱飘”二句，牵入王判官。自己与王判官分手，就像落叶随风飘散，又像洞庭湖的诸多支派各自流向天之一方。
这一别就是多年。青年惜别，至中年仍未能相见。自己虽曾于公元742（天宝元年），得道士吴筠举荐，应诏赴京，但至公元744（天宝二载），便为谗言所中，而赐金还山。自己于是再次放浪江湖，漫游吴越。这里用了一个“蹭蹬”，蹭蹬者，失道也，反映出诗人政治上失意之后的悲愤心情。
当诗人政治上失意之时，只有美好的大自然能给诗人以心灵的慰藉。那天台山上翠绿的藤萝，剡溪水面清朗的风月，海上变幻的云山，水中清彻的倒影，无不令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然而置身于山水风月之间。有一件事诗人始终未能忘却，那就是“思君”，时时思念自己的朋友王判官。
李白极重朋友交谊，尤致慨于知音之难得。诗人是很自负的，认为自己的才气，足可以倾倒生于荆州的屈原、宋玉，在梁孝王门下为客的邹阳、枚乘。但世人多笑我浮夸放诞，我的知音究竟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只有您王判官是我的知音，可惜这样的知音是太少了。
“大盗’’以下急转，由对往事的追忆转入当前的现实。“大盗”者，窃国之盗也，指安禄山。“割鸿沟”言其侵占地方之广，“扫秋叶”言其为害之烈。而被扫一方以“秋叶”喻之，也隐约可以见出诗人对唐军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的不满。
“济代”即济世，唐人避李世民（唐太宗）讳而改。“吾非济代人”是作者的愤激之言，“且隐屏风叠”是作者此时不得不作出的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越是这样的时刻，诗人就越是企盼知音，思念自己的知心朋友，然而尽管夜中长望，仍然是思君不见，这更使诗人感到无限的孤独和怅惘。但无论如何，诗人决心拂衣而去，立即踏上隐居的道路，永远与自由飞翔的海鸥为友。这一愿望诗人曾经多次表述过，但诗人的初心是“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而这次的表述却是面临着国难当头、自己却不能有所作为的痛苦现实，这对诗人的政治理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本诗的情调便于豪放和旷达之中又带有激愤和伤感。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