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悼念亡友文长老的一首诗。这首诗写病中和圆寂之后的文长老，并回首过去的交往以及写世事无常的感叹，赞美了文长老道行高，又发出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此篇诗意沉着，语言流美，写得别有深意。
这首诗对前二首诗来说，是总束两人的几次会面。首句写上次见面时文及的病容使他吃惊，次句写此时到来文及已死。“初惊”、“旋觉”两句说明如飘风骤雨，纯出意外。用“鹤瘦”、“云归”比喻病和死，非常切合和尚的身份（唐末五代诗僧贯休不受钱镠改诗的无理要求，就说：“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不可识”、“无处寻”，有空虚无常之感，正显出悼念僧人不同于世俗的特点。
三四两句是有名的巧对。“三过门间”、“一弹指顷”、“老病死”、“去来今”，扣紧佛家术语和两人交往的事实。第一句讲两人交往。佛家以生老病死为四苦，这样写，从诗人自己来说，是感慨世事无常；对文及来说，则如同有解脱意。佛家以“去来今”为三世，这里暗伏结语，有“来世因缘”的意思在内。这两句是流水对，语气直下。如果全用这样的方式，诗易流于滑易。五六句就作一顿挫，“存亡惯见”，重在“惯”字，见亡应流泪，却接以“浑无泪”三字，语特沉重。由文及的圆寂推向已逝的师友，作者的诗集中，在这几年写了不少挽诗。“存亡”二字着眼于“亡”。见亡而泪如泉涌，固然可以表示悲感之深，而泪泉已竭、无可再流则更为沉重。由于习以为常而麻木无泪，心头的沉重更甚于有泪如雨，作者重在此点。作者与文及的交往是因同乡而起，联系他写的第一首，更容易表现出“尚有心”的含意。见同乡死于他乡，见亲朋日渐凋谢，更加深对乡井的怀念，感到归耕无日。这“尚有心”三字又和结语引用《甘泽谣》的故事相联系。
结尾两句，前人赞为用典极切。用圆泽比文及，既赞美他道行高，和第二首“病不开堂道益尊”相应；又有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所以这个结尾，前人特别乐于称道。这样正好为三首诗做一总结。这首诗一气呵成，前四句倾泻而出，后四句如纪昀所评，是“曲折顿挫”。特别是五六句那一联，意极沉着而笔力飞动，引出尾联，使人有语尽而情意无尽之感。
此诗作于诗人谪贬江州司马时期。此诗主要描写友人溪居的清秀景色，从去友人庐山下依山傍水的居所途中写起，层层推进，展示了优美宜人的友人住所及主客欢融无间的情景。全诗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
此诗首联写诗人途中所见，是作者接近友人“溪居”时，依次观察到的外围景色。因为是进行中看到的景物，便产生了如同现代电影拍摄中镜头向前推移那样的效果，潺潺的溪水，弥漫的岚气，茂密的森林，似乎是依次迎头扑面而来，极富层次感。镜头再往前推，则是措置有序的水栅，面山而凿的小窗。虽是短短的两句，却写了诗人次第相逢的许多意象，既显得气势阔大，又渲染了居所所在位置的幽邃。颔联是将视线推进到主人溪居的周围，是实写环绕溪居的近景。这一联通过杜鹃、芙蓉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夏秋之交时的优美境界。诗人很懂得作画构图敷彩的美学原理，选取红白两色入诗，对比鲜明，色彩效果十分强烈。同时分别用“尚开”“初结”来修饰，又造成此开彼落、绵延不绝的效果，似乎溪居永远有鲜花多情地围绕着。
诗的颈联转入虚写。溪居是依山傍水，建在庐山附近的居所，通过前面的刻划，已经造成人间仙境的气氛，这一联则更强化了这种效果。
“千年鹤”用丁令威的典故，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显示出居所的主人是个看破红尘，超然世间沧桑变化的非凡人物。“影落”句则是说，处于这个淡雅绝俗的居室中，饮酒品茶之际，亦可远眺窗外的山川景物，已是令人惬意神往之事，更为奇妙的是，远处的五老峰影却能倒映在杯子中，溪居的明净便自不待言了。此处着一“落”字，尤为神妙，似乎五老峰（庐山南面峰名）影是一个物体，会落入杯中。想象之奇，令人叹为观止。
全篇以“更愧殷勤留客意，鱼香饭细酒香浓”作结，刻画主客开怀畅饮，其乐融融的情景，进一步显示了溪居及其主人的可爱。
作品将宏观远视与近景特写相结合，鲜明地刻划了友人居处环境的优美、不俗。尤其是颈联对仗工整，想象奇妙，用典不露痕迹，于亦虚亦实之中，产生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读来韵味无穷。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