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句写归家后的心情。首二句点明时间。“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失意归来，不免悲伤怨愤；和久别的亲人团聚，又感到欣喜宽慰。三、四句“醁醽今夕酒，缃帙去时书”表现的正是诗人这种悲喜交织的复杂心情。弟弟不因“我”落泊归来而态度冷淡，仍以美酒款待。手足情深，互诉衷肠，自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乐趣。可是一看到行囊里装的仍是离家时带的那些书籍，又不禁悲从中来。这里虽只字未提名场失意，而仕途蹭蹬的景况，已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点染，委婉地显示出来了。诗人善于捕捉形象，执简驭繁，手法是十分高妙的。
后四句抒发感慨。“病骨醽能在”写自己：“人间底事无”写世事。意思是说：“尽管我身体不好，病骨支离，现在能活着回来，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至于人世间，什么卑鄙龌龊的勾当没有呢？”诗人一方面顾影自怜，抒发了沉沦不遇的感慨，另一方面又指摘时弊，表达了愤世嫉俗的情怀。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显得异常沉痛。
末二句是回答弟弟关于考试得失的问话。“牛马”和“枭卢”是古代赌具“五木”（一名“五子”）上的名色，赌博时，按名色决定胜负。“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意思是说：“我应试作文，如同‘五木’在手，一掷了事，至于是‘枭’是“卢”，是成是败，听之任之而已，何必过问呢！”其实当时“枭”（负彩）“卢”（胜彩）早见分晓，失败已成定局，诗人正是悲愤填膺的时候，却故作通达语，这是悲极无泪的一种表现。表面上愈是装得“冷静”、“达观”，悲愤的情怀就愈显得深沉激越。
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这首诗，当是李贺诗中“章法井然”的一个例子，音韵和谐，对仗亦较工稳。全诗各联出句和对句的意思表面相对或相反，其实相辅相成。一者显示悲苦，一者表示欣慰，但其思想感情的基调都是忧伤愤激。诗人装作不介意仕途的得失，自我解嘲，流露出的正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极大痛苦。
这是一首思妇的怨歌。宋代大诗论家严羽说过：“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李贺这首《黄头郎》通过押运管理船运的下级官吏的境遇，来反映唐代社会生活中的思妇怀人这一主题。
诗的开头两句，“捞拢”一词点出了造成夫妻分离、家人不能团聚的原因。“去不归”表面上只是叙述，但这一“叙述”却包含着幽怨。他成年累月离家在外，引起自己无限的思念。两句诗似脱口而出，又似呼唤远方的丈夫。这样，诗一开头就把一个情感丰富的少妇形象呈现出来。
“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送别丈夫的水边，一支荷花，影影绰绰，那红色显得那样的哀愁，独自低垂着头。这里是写荷花，但更是写人。在烟波渺渺的南浦，一支愁红惨淡的荷花，孤伶伶的，把气氛渲染得那样寂寞凄凉。这凄凉的荷花其实也是人，正是那寂寞哀愁的少妇形象的艺术化。丈夫出远门，长久未归，她独自一个人又到了送别丈夫的水边，伫立着，眺望远处的船帆，一张张帆过去了，过去了，却不是自己丈夫的归帆，她只能哀愁伤感地低下头。这花似人，以花写人；这人似花，以人拟花。花人合一，人比花更愁。诗人把思妇苦苦相待的心情生动形象地传给了读者。接下去诗人用了一个流泪的典故。娥皇、女英这一传说富有美丽的神话色彩，能引起读者丰富的幻想。特别是李贺在运用这个典故时突出了声、色两个方面，使这个人们常用的典故和当时的环境十分吻合，有声有色地渲染了环境，渲染了人物的心情。你看：那叮咚叮咚的流水声，多像是二位妃子赶路时那玉佩碰击的声音；在惨淡的月影中，山间的竹子摇曳着，那竹叶上晶莹的露珠儿像是幽竹的眼泪。这里的月影、水声、幽竹、露珠，把“愁红独自垂”的“芙蓉”衬托得更加哀怨，也把少妇思念的情怀渲染得婉曲感人。以上是诗的第一部分。
“玉瑟调青门”一句可看作是“青门调玉瑟”的倒装。这里场景变换了，从送别的“南浦”到了“青门”，这中间有时间的跳跃，不是连续性的场面。她算计着时间，自己心爱的丈夫大概要归来了，于是抱起玉瑟到霸城门边守候，盼望丈夫的归来。她时而翘首归途，时而弹瑟以消磨时光；一直到傍晚降临，暮云冉冉而起，把开着黄花之葛藤都沾湿了。在河边沙滩上的蘼芜，开着白白的花，在秋风中摆动。这时候少妇想到要把罗荐打扫好，在鸳鸯炉上点燃香料，让丈夫一到家就感受温暖芳香。这位少妇盼望丈夫归来的感情是多么热烈真挚。这一部分里写得亲切动人，除了得力于诗人描绘了这位思妇的两个行动：深情地抱瑟等候于青门外边，在家中扫干净垫荐、焚热香炉；更得力于这六句诗对色彩的点染：青门、黄葛、白云、蘼芜花，交汇成多姿多彩的画面，这就更能突出少妇的感情了。全诗就是这样，由两部分组成：思念、盼归。这两部分前后呼应，构成了哀怨婉转、情感深挚的境界。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