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白描手法写出了一个常见的乡村之夜。前两句写村夜秋色的浓重，后两句描绘出乡村之夜的美景。诗人通过秋夜的凄清，透露了孤独寂寞的心情。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苍苍霜草，点出秋色的浓重；切切虫吟，渲染了秋夜的凄清。行人绝迹，万籁无声，两句诗鲜明勾画出村夜的特征：夜色深沉，秋色浓重，在秋霜的浸染下，草色茫茫。四下里一片寂静，行人绝迹。只有不知名的秋虫在低低的吟唱。这里虽是纯然写景，却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萧萧凄凉的景物透露出诗人孤独寂寞的感情。这种寓情于景的手法比直接抒情更富有韵味。
“独出前门望野田”一句，既是诗中的过渡，将描写对象由村庄转向田野；又是两联之间的转折，收束了对村夜萧疏暗淡气氛的描绘，展开了另外一幅使读者耳目一新的画面：皎洁的月光朗照着一望无际的荞麦田，远远望去，灿烂耀眼，如同一片晶莹的白雪。“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十分动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画美景感染了诗人，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他的孤寂，情不自禁地发出不胜惊喜的赞叹。这奇丽壮观的景象与前面两句的描写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诗人匠心独运地借自然景物的变换写出人物感情变化，写来灵活自如，不着痕迹；而且写得朴实无华，浑然天成，读来亲切动人，余味无穷。《唐宋诗醇》称赞它“一味真朴，不假妆点，自具苍老之致，七绝中之近古者”。
诗因前后描写的景物不同，表达出诗人由孤独寂寞而兴奋自喜的感情变化。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乡村夜景，于清新恬淡中蕴含了浓浓的诗意。诗中描写村夜，既有萧瑟凄凉，也有奇丽壮观，对比中构成乡村夜景。
这首诗劝勉张纬文坚守节操，要像松竹一样，挺立在岁寒之际，其实也是诗人自勉之词，表达了诗人风霜高洁的品质和对蒙古统治者不满之情。全诗采用比兴手法，格调沉郁苍凉，含蕴不尽。
首联起笔扣题，写分别后对张纬文的怀念思恋。用一“聊”字表明诗人平时怀思张纬文之情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涛涛，无止无息。“书来”恰似在“怀思”这条情感的河流中投入一石，只能是激起更深更广的情感的波澜，引起更深长的怀念，全诗正是对“书来”之后，激起的这种情感波澜的抒写。“清镜平明见白髭”，便是诗人情怀激荡剧烈的外形刻画。收到故人的书信后，诗人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待第二天清早对镜一看，白髭又多添了几根。该句感叹着时光流逝，身心的渐衰，感叹着“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继而深究，该句也依然是在写“怀”，写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人进老境，寂寞孤单，心情抑郁，会更加怀念旧日的生活，远方的友人的。首联并起，紧扣诗题，一以“书来”引“怀思”，一以叹老萦“怀思”。
颔联是诗人对友人诗酒逍遥生活的描述，该情景，或是由诗人想像而来，抑或是友人来“书”自述，意象空灵，含蕴不尽。既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生活无比关切的殷殷深情，也表现了诗人对朋友高尚节操的由衷称颂。明月高楼的景，映现了张纬文气概的豪迈，情志的高昂；高渐离燕市豪饮典事，又暗衬出了张纬文豪爽慷慨的性格。该联以高适的诗意入诗，既表现了诗人遥想中的朋友，在梅花盛开的人日，赋诗抒情的情景，更以高适寄杜甫的诗来比张纬文寄自己的“书”，以高适与杜甫的深厚情谊来比张纬文与自己的诚挚友情，以杜甫闲居浣花草堂自喻，展示出自己闲居故乡的宁静温馨之情，并以之告慰故友。且梅花，切景；人日，切时；草堂，诗人时居忻州野史亭，编辑《中州集》，收集亡金史料，切地；而高适致杜甫，张纬文致诗人，切人。以前人诗意入诗，却又能达到如此妙境，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颈联即承即转，进一步展示人到暮年，儿孙绕膝的安宁心境。如果首联和颔联，诗人抒“怀思”，想故人，基调是抑郁的，情感是凄婉的话，颈联，就显得洒脱昂扬了。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万象更新，春光秀丽；年轻的儿女们穿红戴绿，兴致勃勃，一片欢乐景象。春天，是美好的，给人们以希望与追求；儿女们是天真的，给人以慰藉和幸福。在此，诗人告诉他的老朋友，自己这里，春光明媚，如画似锦，儿女长成，天真浪漫，其景融融，其乐陶陶。该联，既是诗人对自己生活情景的描述，更是诗人自己的自宽自慰，写出了诗人豁达洒脱，开朗进取的性格与心情。而其中，也包含着对友人的一份体贴关怀的情愫。他是不希望朋友为他的处境牵心担忧的，是在用诗向朋友“报平安”了。
尾联“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诗意由怀念友人，而升华成为对友人的勉励，升华成为对一种人格操守的礼赞。诗人化用左思诗意，“涧底松”已经成为一种人格操守的象征了。“孤”字，写出了这松的孤标独傲；“二千尺”写出了这松的高大伟岸。即使冬寒严酷，狂雪残压，他仍然傲然屹立，葱绿一片。“孤”“二千尺”“岁寒枝”构成的松的意象，正是高洁的人品，不屈的节操的象征。尽管它身处“涧底”，也永远不改初衷。所以，诗人要情真意切地勉励朋友“殷勤留看”了。
该诗，既有对友人生活的关切，更有对友人保持高风亮节的期盼和勉励，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该诗以诗人主观视角的转换描述和抒怀。首联写自己的心境，颔联转写友人情景，颈联又转写自己的境况与心情，尾联写对朋友的勉励和希望，全诗在视角的转换中，收到了流动跌宕、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