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祝贺新婚”方面的鉴赏
《诗经》中的“兴”语往往兼有“比”义，《樛木》就是如此。“兴”者起也，“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从这一解说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二句，乃是首章所咏之本体；“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二句，则是引起所咏之词的“兴”体。后二章每章只改动二字，大体意思与首章相近，运用的是“国风”常用的“叠章”形式。以反覆咏唱逐层推进，在回环往复中造成浓浓的感情。故从“兴”之引起的“所咏之词”看，这乃是一首为“君子”祝“福”的歌，当无可疑。
而这三章中的“兴”语，同时又带有“比”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中的“彼物”即“樛木”和“葛藟”，“此物”则是“君子”和“福”——以樛木的得到葛藟缠绕，比君子的常得福禄相随，也实在非常形象。故从各章之“比”义看，这也是一首形象动人的祝福歌。
所以透过诗经比兴的手法，从中可以还原在三千多年前一场婚礼宴席上：秋日的黄昏宾客毕集，辘辘的车音自远而近。性急的孩童早从村口奔来，嚷叫着：“接新娘的车子到啦！”欢福的鼓吹由此压过喜悦的喧声齐鸣。当幸福的“君子”搀扶新娘下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便是青年男女们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歌唱：“南有樛木，葛藟累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
于是，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荒之、萦之）”来比拟、形容新郎新娘的喜悦和美满以及当时的情景，是十分贴切的，也体现了《诗经》表达感情克制而平和的优雅。数次的叠唱将在众宾客心间的祝福之情宣泄得兴奋和浓烈，而《樛木》，正以如此兴奋和浓烈的激情，表现了我们民族淳朴、古老的婚礼祝福习俗。
福只君子，福履绥之，此处的“福”究竟在赞颂什么，诗中的比兴之物给了我们判断的方向。“国风”比兴，常以花草、藤蔓、雌鸟、牝兽喻女子，而以高木、日月、雄狐之类喻男子。其中尤以树木喻男、花草喻女更为常见。如《邶风·简兮》的“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又如《郑风·山有扶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都是如比。至于《唐风·葛生》叙妻子对亡夫的哀恋，更有“葛生蒙楚（荆树），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之语，以葛藤与荆木的相互依存，抒写了女主人公失去夫君的凄伤之情。通过对这一特点的掌握，则《樛木》进一层的比兴之义亦可迎刃而解：倘若此诗中的“樛木”，喻的是青年男子的话，那么缠绕樛木的翠绿“葛藟”，即比喻着他的美丽新娘。故《毛诗序》旧说：以为此乃歌咏“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之作，为对诗歌原意的误读；而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推测此诗“似于夫妇为近”、“喻妇人之托夫家也”，才真正猜着了这首祝福诗的旨意。
其他方面的鉴赏
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君子成人之美"。诗描绘了三幅画面：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你是南山一棵弯弯木，由我葛藤来牵附。快福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安享大福禄。（葛藤是樛木的保护伞）
朱熹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本诗还是以“樛木” 及“葛藟”起兴，然后再讲到君子所应该具备的品行。我们看，下垂的树枝（樛木）让葛藟爬上来快福的生长和蔓延。以之教化人，君子也以帮助别人而快福。而君子能够这样帮助别人，是因为他没有嫉妒心。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福只君子，福履将之。”南山有棵弯弯木，全靠葛藤来掩护。快福着的君子呀，福禄离不开葛藤来扶助。（实现福禄靠葛藤）
樛木是指下垂的树枝，并不特定指是什么树上的一根下垂的树枝。也许这棵树，它本身的树叶或花朵并没有多少，可是却有好几根葛藟爬到树上，茂盛的生长并开出美丽的花朵，把整根树枝都覆盖了。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福只君子，福履成之。”南山有棵弯弯木，葛藤萦绕作庇护。快福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实现大福禄。
《樛木》这首祝颂君子安享福禄的叙事诗，蕴藏着人际关系的哲理，而这个人际关系的哲理，是借用“葛藟”的特性来完成的，这就是诗中的比兴。从《樛木》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与被保护的作用。尽管你是一棵弯弯木，不能成其大材，但只要有像葛藤一样组成支持你，牵附你的人际网，也能获得福禄。因为葛藤有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葛藟萦之”是人生通达的途径，不遵循这条途径，就会陷入举步维艰，孤立无援。这里体现了群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结语：《樛木》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这首诗是现实性很强的叙事诗，主题鲜明，用语尖锐，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笼罩着整首诗的画面，也笼罩后面的叙事和描写。
前四句先以两个典故，指出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源，也经受不住“使君”之流的贪官无休止的搜刮，以此总括全诗。
接着叙事。“越妇未织作”二句叙述了时节，用蚕“始蠕蠕”突出了节令很早很早。这个叙述极重要，这是构成全诗矛盾的一个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节令上官府就来催收税赋，更看出官府逼交税赋的冷酷性。诗人用“骑马来”这一行动写出县官摆威风的情景，然后用“狞色”一句刻画县官的肖像，引起读者的憎恶感。这个县官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颜色，再加上卷曲的紫色络腮胡子，这就把县官可怖可憎的嘴脸勾勒出来。“怀中一方未”两句是动作描写，这一动作描写也有它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写出这个县官气势汹汹，借着官府的公文毫不讲理地催收赋税；另一方面写出县官的催逼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官府的规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因”两句是语言描写。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亦把县官狐假虎威的行径和盘托出；另外，用一“怒”字也把未出场的“使君”与县官同是一丘之貉的本质揭示得非常深刻。诗的这一层，通过肖像、行动、语言，从表及里地塑造了县官这一人物形象，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
“越妇拜县官”六句，写蚕妇的哀告以及被迫招待县官酒饭的情景。这里用一个“拜”字，突出蚕妇说话时哀告的神情；再从蚕妇哀告的语言来写出蚕妇的困境。“桑芽”尚小，蚕刚刚开始蠕动，哪有能力交赋税；哀告中只能苦苦恳求县官延期。这几句话生动地把蚕妇的形象刻画了出来。“小姑具黄粱”一句是对蚕妇形象的补充，这一描写，把蚕妇可怜的处境表现得更值得同情了。赋税无力交付，为了求情还得招待县官一餐饭食。这几句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最后两句，把描写往更深一层开拓，诗歌戛然而止，是不止之止，韵味悠长，耐人寻味。县官大吃大嚼一顿，刚刚离开，而管理税收的小吏又闯了进来。诗人用“踏飧”一词形容县官的吃相，带着诗人强烈的憎恨之情。用“复”字写簿吏随之而至，百姓不可能有能力经得他们无穷的骚扰。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首先，它将客观叙述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议论与叙事相互穿插，相互深化，收到了精警动人的艺术效果。其次，诗人摄取了表现力很丰富的细节，使形象鲜明。如“狞色虬紫须”这一肖像描写，“踏飧”这一细节描写，把县官的形象简洁地勾画出来。第三，对话也很有性格，县官的话耍弄权术，蚕妇的话苦哀求情，都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1、意象宏阔：唐代边塞诗多有从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的特色，本诗也不例外。比如像“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恒闭玉门关”、“阴山瀚海千万里”、“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等句，都写得气势磅礴。
2、对仗精美：本诗虽是七言歌行体，但其中有不少的句子运用律句的特色，声韵上讲究平仄相对，对仗也工整巧妙。如：“羽林练士拭金甲，将军校战出玉堂”、“玄漠云平初合阵，西山月出闻鸣镝”、“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等等，都使诗句显得有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般的整饬气象。
3、铁血柔情：此诗主旋律是雄壮慷慨的，但并非一味地心如铁石，毫无亲情、爱情可言。本诗从“杨叶楼中不寄书”（杨叶楼，应指征人妻子所居之楼）开始，转入柔情款款、音韵轻柔舒缓的另一个乐章，词语也清丽起来，像“杨叶楼”、“莲花剑”、“海外明月”、“天边落花”等，一下子就将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渴望已久的家乡，想起那楼头窗前终日翘首凝望的红颜佳人。
4、基调昂扬：此诗作为盛唐的边塞诗，透出一股立功立业的高昂之气，虽然战事艰苦凶险――“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城南百战多苦辛，路傍死卧黄沙人”，虽然思乡思亲情切――“归心海外见明月，别思天边梦落花”、“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但是众将士抱着“匈奴未灭不言家”的决心和斗志，不把敌虏首脑打得投降（单于系颈）不罢休，这句“欲令塞上无干戚，会待单于系颈时”，说得相当豪迈，和李白诗“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了盛唐当年那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
这首诗用典较多，害得江湖夜雨搬来辞源，找了半天，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首诗的传播。注意该诗中好多典故并非实指，比如“燕然石”、“稽洛川”等，并非是唐朝当时作战的地方，这里只是借用汉代典故而已。这些典故，对于唐代的读书人来说，是大家熟知的事情，并非生僻之词，只是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并非人人都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