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诗，也是一首宫怨诗。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德容兼备，初时颇得宠幸，便成帝后来移情于另一淫而妒的妃子赵飞燕，班婕妤被迫离开皇帝，自请迁往长信宫，与太后同住，在那里度过了寂寞而凄凉的岁月。班婕妤的遭遇在宫廷妇女当中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历代诗人反复歌咏的一个题材。但本诗的构思却非同凡响。诗人不是泛泛地歌咏其事，而是抓住长信宫中草这一小小的景物，即小见大，即物见人，在这一习见的题材上翻出令人难忘的新意。
“委翠似知节，含芳如有情”深秋季节，当班婕妤在长信宫庭院中漫步之时，她看见本来的满园青草如今都已色衰翠减，一片枯黄。这些草儿仿佛知晓节令一般，当秋风渐紧、严霜频降临之时，便收敛了它的翠色。但阵风吹过，枯草丛中飘来阵阵余香，似乎这些微小的生物，并不甘心自己的青春的消陨，还希望有情之人来亲近自己的芳泽。这两句运用了拟人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一种移情之笔。小草“知节”而“委翠”，与班婕妤见成帝宠爱赵飞燕而自请迁长信宫以避祸，不是很相似吗？小草虽然枯萎，却依然“含芳如有情”，与班婕妤的气质高洁，和她虽备受冷落，却不忘对成帝的一片旧情，不是颇为相似吗？当人们咏读这些诗句，对小草致以深切同情的时候，便自然而然会对导致小草凋零的恶劣气候产生憎恶之感。严霜、寒风扼杀了小草的生机，而帝王的喜新厌旧，使班婕妤这类宫廷女子的青春与生命过早凋零，不也像风霜一般的残酷逼人吗？不过，小草随“委翠”却仍“有情”，因为宫廷中的女子，除了期待皇帝的眷顾，别无出路；从诗人来说，则是遵循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
正因为“有情”，因此班婕妤对成帝虽心怀怨尤，却依然没有绝望。据 《汉书.外戚传》，班婕妤在长信宫曾作赋自悼，中有“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只因不忘旧情，因此每日俯瞰殿前石阶，祈盼看到成帝履迹。本诗的后二句，应当是从这里化生出来的：履迹日日如此稀少，以致于中庭的草儿蔓延滋长，简直要向石阶延伸过来了。这无声的生长着的小草，正是含有无限哀怨的班婕妤的象征。在这里，诗人不着一个怨字，而巧妙地给无感情的小草赋予感情，使女主人公的满腔愁怨，表现得更为深婉，从而也更能令读者为之低回感叹、黯然神伤。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谈到过比喻之多边。以这首小诗而论：前二句以草比喻女子气质之高洁以及命运之不幸；后二句则隐以草比女子无尽之愁思。虽同为长信宫中之草，但前后寓意所指不同，这就使得这首短短的小诗，亦包含了相当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寓意。
这首诗描写边塞风光，表现了塞外生活的艰苦和诗人在边关经历的真情实感。首联是全诗总纲，春日无春色，显出塞外的荒凉；独上高台凝思注目，突出诗人超然独立的形象。颔联将“白日”、”黄河’”对举，在辽阔苍茫之中，有壮丽多彩之感。颈联继续写景，运用比拟手法，写出风如雷响，惊心动魄；沙似浪翻，历历在目。尾联写诗人从单于台上向北眺望阴山，但见雄关似铁，紧闭不开，戒备森严。语句浑朴，境界开阔，有“盛唐气象”。
“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首联是说，春日里无战事士兵都已返回，我独自一个人登上单于台。首联是全诗的总领。“春”字和“独”字，看似出于无心，实则十分着力。春日兵回，边关平静无事，才有登台览物的逸兴；虽说春日，下文却了无春色，更显出塞外“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的荒凉。独上高台，凝思注目，突出诗人超然独立的形象。
“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一轮白日，跃出平地，写它喷薄而上的动态；千里黄河，天外飞来，写它源远流长的形象；“白日”、“黄河”对举，又在寥廓苍茫之中给人以壮丽多彩的感觉。白日出于地中而非山顶，黄河来自天外而非天上，一切都落在视平线下，皆因身在高台之上的缘故。
颈联继续写景。两句比喻，牢牢把握住居高临下的特点：居高，所以风急，所以风如雷响，惊心动魄；临下，才见沙痕，才见沙似浪翻，历历在目。不说“如雷”而说“疑雷”，传神的写出作者细辨风声的惊喜情态。中间两联，白日、黄河、沙浪、风声，从远到近，自下而上，构成一幅有色彩、有动态、有音响的立体图画，把边塞风光，写得势阔声宏，莽莽苍苍之至。尤其是“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一联，语句浑朴，学盛唐而能造出新境界，很为后人激赏。
“欲向阴关度，阴关晓不开。”尾联是说，很想跨越阴山关隘看个究竟，阴山关隘虽已天亮门户不开。尾联写诗人从单于台上向北眺望阴山，那是汉代防御匈奴的天然屏障。诗人很想到阴山那边去看一看，但见那连绵起伏的阴山，雄关似铁，虽然天已经大亮，门户却紧闭不开，无法通行啊！
诗人分明看到横断前路的不可逾越的阻障，于是，激越慷慨的高吟大唱，一变而为徒唤奈何的颓唐之音。诗到晚唐，纵使歌咏壮阔雄奇的塞外风物，也难得有盛唐时代那蓬蓬勃勃的朝气了。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