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有个叫纥干的人,喜欢开玩笑。当地传言有狐狸闹鬼,大家人心惶惶。一天,纥干得到一条狐狸尾巴,就缝在了衣服后面。他来到妻子身旁,侧身而坐,故意将狐狸尾巴露在外边。妻子见了,暗自怀疑他是狐狸精 ,于是悄悄操起斧头向他砍来。他急忙说:“我不是狐狸精!”妻子不相信。纥干跑到邻居家,邻居们又拿起刀棍追逐他。他磕头道歉说:“我是纥干,这只是一个玩笑,你们为什么一心要杀死我呢?”
注释
好:爱好,喜好。
邑:当地;县里。
狐魅:狐狸装鬼。
魅:鬼。
惶:恐慌。
为是。
缀:用针线缝。
之:代词,指代狐尾。
斫:砍。
亟:马上,立即。
走:奔跑。
谢:认错,道歉。
第:只,仅仅。
戏剧:开玩笑。
耳:罢了。
《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诗序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此诗有感而发,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诗人作诗是为了讽谕朝政、匡正时阙,等待中央派官吏来采集歌谣。采诗之说起于《诗经》,兴盛于汉魏以来的乐府,是指中央乐府机构将民间诗作采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诗作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统治者借以体察民情。中唐新乐府诗虽然大都有意仿效乐府民歌通俗浅显的风格,但像《插田歌》这样富于民歌天然神韵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首诗将乐府长于叙事和对话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流畅清新的风格相结合,融进诗人善于谐谑的幽默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境。
诗中前六句可以作为一小节来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春光明媚,农夫农妇插秧时整个田野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且诗人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进活泼的动态:冈头花草崭齐、燕子穿梭飞舞、田埂笔直如线、清水粼粼闪光以及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的农妇和披着绿草编的蓑衣的农夫,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色彩分外调和,传达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机的美与明媚春光的和谐统一。
接下来的六句中,诗人进一步通过听觉来描写农民劳动的热闹景象。前一节的景物描写可看作是一种静态背景的铺叙,而这一节则主要刻画了人物的活动。诗人抓住农人的歌声进行细致刻画,虽然诗人远在郡楼之上,又加之农夫农妇们是以地方俚语唱和,必然使诗人无法辨清其词,却亦能欣赏其旋律,这些歌虽然是俚歌,也缠绵柔媚、如琢如磨。“怨响音”是农民们在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于唱的人心境之宽,整个气象是洋溢着欢乐与舒畅的。“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传神,在农夫们一片整齐的哼唱中时时穿插进一阵阵嘲嗤的大笑,忧郁的情调与活跃的气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声虽然哀怨,但并无沉闷之感。歌声与笑声渲染了浓烈的气氛,传达的情感感染了作为听者的诗人。农民们毫无机心的欢乐与热情毫发毕现、洋溢笔端。
诗人没有描写劳动时间的推移过程,而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写点明插秧已毕,使场景自然地从水田转移到村落,处理得圆融机巧,不露生硬痕迹。以水田插完后“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转向墟里烟火,既表现了地点的变更,也将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时空转换得巧妙无痕。并且诗人也将村落里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不着痕迹地展现出来,此间并未用新奇的语句,而是套用田园诗的一贯意象与写法,令人有一种熟悉感。同时这种套用不是毫无创意的搬用,其中渗透了作者自己的观察。同时,他在对村落描写的过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诗的主人公——上计吏,将全诗前后两部分对比的内容天衣无缝地接合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对上计吏的形象刻画,也是始于对其衣饰的描写,乌帽长衫的打扮同农妇农夫的白裙绿衣区分开来,不但显示出上计吏与农夫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使人联想到它好像一个小小的黑点玷污了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间辛勤劳动的纯朴气氛一样。上计吏自我介绍的一个“自”字、谎称自己本生于帝乡,巧妙地表现了上计吏急于自炫身份的心理,这些使他的登场成了与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谐的音符。
诗歌自上计吏出场后,便以他与农人对话的方式将诗的主旨缓缓道来。汉乐府诗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情节、表达感情的比比皆是。刘禹锡借用这种古法与他反映时事、讽喻时政的写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朴的农夫并未屈媚于他的特殊身份,对上计吏的应酬颇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细。“君家侬定谙”可谓快人快语,说明农夫知道上计吏本来也是出身于附近乡村的,反驳了上计吏吹嘘自己的谎话。“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刻画了计吏自从当上小官、去过一趟长安后便自谓身份高贵、不认故人的作派。话虽是对“这一个”计吏而发,却也概括了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官贵民贱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计吏没有听出田夫话里的讽刺意味,反而“笑”着致辞,仍极力炫耀自己。这一“笑”正显出他的愚蠢。“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活画出尚未脱掉土气的计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虚荣浅薄的性格。然计吏的夸耀揭露出了朝廷卖官鬻爵的现象。“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诗讽刺的重点。既然计吏的姓名补入朝廷禁军的缺额,只须拿出些筒竹布便贿赂得来,那么官职当然也可随意买卖了,一个“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钱。“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这种推测既是计吏的自夸,也道出了诗人的忧虑——一个毫无见识,等同于农人的计吏凭借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员。但让这话出自一个小小的计吏之口,则收到比诗人直接议论更强烈的效果。连计吏都觉得官价便宜,更可见出皇家卫士名额之贱,朝廷卖官鬻爵之滥,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连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铜臭二字。全诗写到计吏得意忘形地预卜自己将会高升的前途时便戛然而止。听了这一席话农夫的反应如何,则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留下了无穷的余味。这一段对话全用口语,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体现了诗人通俗活泼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特色。
这首诗前面的写景、后半部分巧借对话委婉传达讽喻主旨,朴实简练,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未及一语表达诗人的观点,也没有评论的陈述和激动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叙述,但讽谏的意旨已达,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纸背。这首诗表情达意、深入浅出、题旨深远,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从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细节描写到人物对话都深得汉乐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现出诗人明快简洁幽默的独特风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增添了光彩,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一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