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后的情景。“上国”二句,点明主题,写离别之情。开端两句都是二字短句,接下来的第三句虽为六字,却需三字停顿一下,叙事的句子语势富有节奏却十分急促,化了词人的行色匆匆,又与下句“长安古道绵绵”形成鲜明的对比。行色匆匆说明词人与亲人离别的时候也是短暂的,道途“绵绵”则又意味着难以再次相聚。词的开端即通过叙事与写景为全词铺设了浓重的悲剧氛围。“岸花啼露”、“安柳愁烟”是描绘离别之景,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写道:“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岸花”本是乐景,但是词人却以“啼露”修饰,颇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觉,因为词人“啼”、“愁”,所以他才会看到“岸花啼露”、“安柳愁烟”。这里的“露”又象征着人的眼泪,“烟”象征着人的愁情。以景写情,又移情于景,分不清是情还是景,这既是“物情”,又是“人意”。接下来的“物情人意”四字,下的十分精当,所营造的意境又极其凄绝、迷离,自是“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了。
词的下片转而写与妻子分别时的情景。过片换头句写临分手的瞬间。“醉拥征骖犹伫立”,这时词人已经喝醉了,坐在车上,词人却想“伫立”,想要留在此地,不想继续走下去了,这是因为思念所致。“盈盈泪眼相看”,“盈盈”的泪水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里其实也暗示了车子的走动,不然又怎会泪眼“盈盈”。当对方已经在视线中消失的时候,词人又想到今次离别之后的孤寂,写孤寂分别从双方着笔:先写妻子这边,“况绣帏人静”;后写自己,“更山馆春寒”。彼此一个在“绣帏”,一个在“山馆”,但同样是“人静”、“春寒”。这是一组工稳的对偶句,“况”、“更”为领字,“人静”、“春寒”是互文,遣词造句极为考究。煞拍一韵合二处为一体,“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同一个“今宵”,同样的“漏永”,同样的“孤眠”,也同样是无可奈何,更是无法忍受的。
词的上片,时间、空间相对静止,饯别之时、临岐之地;下片时间、空间相对处于推移变化中,时间延长,空间扩展。时空设计上的匠心,把离情抒写得既有浓缩的情致,又有绵长的余韵。
这首《临江仙引》在构思布局以至旨趣上,均颇为类似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但词意较为高洁,较少缠绵细腻之状,又没有“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寥廊、“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清雅,故而在意蕴丰厚上明显逊于后者,其影响自然远远不及后者。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江南江北愁思”两句,意思是说平生行遍江南江北,积累起来的许多愁思,都付之一醉,暂时忘却吧。借酒消愁本来是人之常情,尤以文人为甚。但作者哪里来这么多“愁思”,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一是自伤飘泊无定,二是慨叹中原未复。这就是有点有染的写法,即先说明性质,然后再表现内容。
“芦南蓬舟千里”三句,写词人长年飘泊在外,不能回乡。“芦南”句展示“蓬舟”(盖有蓬顶的小舟)在长满芦南的岸边行驶之状。“千里”极言行程之长,飘泊地域之广阔。“菰菜莼羹”用的是张翰的典故:相传张翰在外作官时,见秋风起,想起了家乡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就命驾而归。“菰菜莼羹”后面加上“一梦”两字,就否定了此事的现实性。因而只好“无语寄归鸿”,默默无言地目送征鸿南归。方岳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江湖派诗人之一,他少年飘荡江湖,中年以后,虽中了进士而宦游各地,还不免有“游宦成羁旅”之感。思归而不得,发为愁思,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醉眼渺河洛,遗恨夕阳中”一句,意思是醉酒后的词人双眼朦胧,河洛一带渺不可及,而遗恨于夕阳之中,这不是其字面意思,实质上它抒发的是词人为中原沦落,未能收复而遗恨。
下片又从眼前景物写起。“苹洲外”三句,写远山在黄昏中的姿态。“苹洲”是长满苹草的洲渚;苹洲之外,远山在暮色中敛下了它的眉峰,这是将愁苦的感情移入于物,写的是带情之景。这种写法,一方面增加了状物的形象性,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可谓一举两得。
“人间俯仰陈迹”至“磨灭几英雄”五句,转入怀古。作者遥想当年与平山堂有密切关系的欧阳修和苏东坡两位“仙翁”已经逝去,黯然神伤扼腕叹息。
“杨柳”和“烟雨”是欧阳修和苏东坡词中描写的平山堂景色,作者巧妙地引用这两个词,除了表示对欧苏二公无限景仰外,还寄托了沧桑之感。“杨柳”已非,“烟雨”依旧,而几许英雄,已磨灭于此变化之中。这几乎是文人登临怀古的一个永恒主题,骨子里是感到人生虚幻,蒙上了一层虚无的感伤色彩,这是失意牢落者常有的感情。
最后两句,从怀古议论回到现实,写自己又将匹马登程,在西风凄烈的天地之间,怅然孤啸。其情其景,是够令人感伤的。这一结尾,又回到了飘泊的愁思,与上片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