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翁上京表达曾经对自己帮助的亲人及师友之恩。
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是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的。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端的山峰。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
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这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游历山水才有这种理性认识。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如此。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一首小诗激起人们无限的回味和深思。所以，《题西林壁》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哲人的眼光从中得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诗中除了有谷峰的奇秀形象给人以美感之外，又有深永的哲理启人心智。因此，这首小诗格外来得含蓄蕴藉，思致渺远，使人百读不厌。
苏轼的诗既是人生感悟，也是一种政治体验。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他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但他不偏激，主张汲取新法合理成分，主张讲究执行策略，反而又为旧党所不容。因此，苏轼笔下的庐山，也可以看成是扑朔迷离的政局，新旧两党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们都置身局中，置身历史长河中，都不免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应该更客观地思考问题，得出恰当结论。
如果说宋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以言志、言情为特点的话，那么到了宋朝尤其是苏轼，则出现了以言理为特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是宋人在唐诗之后另辟的一条蹊径，用苏轼的话来说，便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形成这类诗的特点是：语浅意深，因物寓理，寄至味于淡泊。《题西林壁》就是这样的一首好诗。
宝冠寺是雁荡山四大名刹之一。雁荡山以瀑布奇峰著名，这首诗打破常规，题目是题宝冠寺，重点不写雁荡的峰岩瀑布，甚至无一字写到寺庙，只是描绘环境的幽静，突出自己的心灵感受。
诗开门见山，首联就把自己置身在山寺中，写环境，抒感受。诗说自己漫步在寺内，在流水边驻足，凭倚着石栏杆，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寒。清寒是人对外部气候的感受，没有什么难以表达之处，诗人说“不可云”，是因为山中寒冷，又逢岁暮，自然寒气逼人，这不是诗人唯一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如此幽寂的环境，使诗人心中产生了另一种清寒的感受，这感受很复杂，是淡泊名利、陶洗心境、出世达观等种种感受的总和，因此不可名状，难以叙述概括，只能用“不可云”三字来代表。虽然“不可云”，但必要抒发，诗接着便巧妙地借景达意，说眼见桥下流来清寒的泉水，想到其源头，抬头观望，岩洞谽然，由此便推测流水的清寒，是因为它是石洞中的云朵所化。这样写，境的清寒与人的高洁全都予以表露了。这种表现方法，就是历来诗家所说的“不写之写”，“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不明白说，让读者自己品味。也达到了司空图《诗品》含蓄的标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三、四联仍然用前两联手法，一联抒情，一联以景蕴情。环境如此岑寂，诗人的情怀如此淡泊，境与情吻合无间，诗人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留恋忘返的心情。第三联明白说出自己的情感，在表现时先抑后扬，出句说自己想在这里住段时间，可是正逢年末，非得回家去；因为不能住下的遗憾，对句便写自己在幽阒的环境中反复吟咏，不知不觉到了半夜。这样写，又回照了上文。尾联以景色来反衬心情的淡泊。雁荡山顶有湖，四季不干，是越冬大雁栖息的所在，雁荡山即以此得名。诗写听不见一声雁鸣，是实事，同时用以突出夜深时万籁俱静的场面。诗人在这样的深夜尚不回去，他的胸怀就自然可知了。
诗的第二联“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是众口传颂的名联。诗人通过自己的感受，由水的寒想到高处的寒，由高处又想到云与水的关系，从而把两者相联系，表现那一特定环境与特定心情，赵师秀对云水之间常常产生通感，喜欢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场景，或硬把它们相互联系，如他在另一首名作《薛氏瓜庐》中写道：“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诗这联，元方回《瀛奎律髓》曾指出是参考了唐杜荀鹤的“只应松上鹤，便是洞中人”句，这是从构思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从赵师秀喜在云与水上做文章的角度上看，诗更接近于武陵《赠王隐人》“飞来南浦水，半是华山云”句。赵师秀以苦吟出名，他曾经对人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宋刘克庄《野谷集序》）他在写这联诗时，极有可能受到杜荀鹤、于武陵诗的启发。
赵师秀曾经选贾岛、姚合诗为《二妙集》，他的这首诗的风格即近似贾岛、姚合，诗面不用典故，写景造境简易平淡，结构严谨，意境清瘦，琢磨锻炼得不露痕迹。“永嘉四灵”的诗讲究雕镌后的归真，即纯用白描手法，绘景写情，虽然气格有些局促，但在当时江西诗派踔厉诗坛的情况下，无疑是给沉闷中注入了新鲜空气。赵师秀在“四灵”中成就最高，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从此可以窥见“四灵”诗风的特点。
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