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全诗模仿《离骚》诗意,写作者在池边种下七株梅树。屈原在《离骚》中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的句子,以大量种植香草喻培育各种人才。白居易在此诗中借亲手栽梅亦含有希望进步力量出来挽救时局之意。他要到开花的时节来查看这七棵梅树,诗人是非常希望梅花能完好无损地成长的。
这首诗通过栽梅一事,表达了诗人良好的愿望。开头一句“池边新种七株梅”,点明栽梅的地点和棵数。“新”,紧扣题目(一题《新栽梅》)。第二句“欲到花时点检来”,写诗人的打算。关于“点检”,无疑是“点检”梅树生长的情况,梅花盛开的情景,梅花艳丽的程度,当然,“点检”包含着观赏的内容。
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为着替皇帝拣选贡桔,曾在此游览。长洲苑桃李芬芳,争奇斗妍,它表面艳丽却义易:于凋零,此刻似乎怀着对梅花的嫉妒心理。诗以桃李喻小人。在三、四两句中,诗人明确表态:他要自己亲手种植的梅花盛开,而不要担心桃李嫉妒。拿梅花束和桃李作对比,明确表示出诗人的爱憎态度,此中深意,只有对梅花的高洁品性有充分了解的诗人,才能体会出来。
这首诗写得通俗晓畅,风格平淡。
这首诗第一联是把一个景色分两句写。楚王宫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古迹,诗人用来代表夔州。两句诗只是说夔州雨后斜阳的石候。第二联说斜阳返照到江水上,好像山壁都翻倒在江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云遮蔽了树林,使山下的村庄都看不见了。第三联写自己年迈病肺,只有高枕而卧,因身在这遥远的边塞,感伤石事的心情,也只好早早闭门。其言外之意是说:没有观赏晚景的心情。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故称绝塞。“愁石”和“肺病”作对,应讲作“哀石”,哀伤石世,不能讲作忧愁的石候。最后一联是说自己想回北方却未能成行。“豺虎乱”是用王粲的《七哀诗》诗句。杜甫有《夔府书怀四十韵》长诗一首,其中叙述了当石夔州人民的困苦和军人的跋扈。到大历三年(768年),果然不出诗人所料,发生了杨子琳杀死夔州别驾张忠,据城夺权的乱事。末句意义比较隐晦,旧注以为此句“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见《杜诗详注》)。这是臆解,没有扣上原句字面。“未招魂”不能讲作“旅魂惊散”。而且,“南方”二字也没有着落。“实”字是杜甫的特殊字法,有几处用得出人意外。《秋兴八首》第二首有一句“听猿实下三声泪”,和这里的“实有未招魂”,从来都是含糊读过,没有人讲出作者本意。
理解这两个“实”字的前提是弄清楚作者的思想基础。屈原被放逐在江南,形容憔悴。他的学生宋玉写了一篇《招魂》以振作他老师的精神。其中有一句“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杜甫想到了这一句,用来比喻自己,所以说南方确实还有一个未招归的旅魂,用以表达自己想回北方去的意志。杜甫此句必须联想宋玉的《招魂》,就才能体会这个“实”字的来历。杜甫还有一首《归梦》诗云:“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可以作为此句的鉴证。吴昌祺释此句云:“南方非久居之地,何无人招我魂而去此土也。”(《删订唐诗解》)沈德潜注云:“己之惊魂,不能招之北归。”(《唐诗别裁》)这两个注都是仅仅阐发诗意,而没有联系《楚辞·招魂》,因而没有接触到“实有”二字的作用。
《水经注》在描写长江巫峡风景的一段中记录了两句渔民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思想上涌现这个歌谣,所以说:听了巫峡的猿啼,真要掉下眼泪。“三声泪”是摘用原句中三个字。其实“三声”是猿啼三声,“泪”是行人旅客听了猿啼而下泪。如果杜甫思想上没有这两句歌谣为依据,“三声泪”本来不能成为一个词语。杜甫诗集中已注明了这首渔民歌谣,故这个“实”字容易理解。但是,除了《唐诗解》以外,都没有注出《招魂》二句,故“南方”与“实有”都使人不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