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两句自叙平生。“三度为郎”,“一从出守”概括了诗人的仕途经历。诗人本有济世之志,“为郎”和“出守”在诗人看来是难以施展抱负的。“便白头”说时光之快,有“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的意思。其中包含“生平未得意”的感叹。以沉重的叹息引起全诗。
诗的次二句承首联倾诉平生感慨。“长不用”不仅指嘉州刺史秩满后未受叙用,更主要的还是指平生不是“为郎”,便是“出守”,从未被重用过。但诗人的关注点在于“苍生”,“苍生未休”,诗人不安。“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对“圣主”,诗人不能无怨,对“苍生”,诗人不能不忧,格调更为沉重。
第五、六句点出题目“客舍悲秋”,则是“悲秋”。对春光而兴叹,见秋风而生悲,看似悲叹时光流逝,实则悲叹壮志未酬、平生失意,从而转出正意。
诗的最后两句为诗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暮年,处境维艰。“穷苍草转深,闭门日将夕”(同上),满腹心事,无处倾诉,虽有江上蝉声满耳,却不仅不能排遣思绪,倒反更引出无穷愁烦,恰烘托出诗人晚年的孤独寂寞,诗歌遂在这种更为凄切沉重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向故友倾诉情怀,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尤其突出了晚景的凄凉,实为追悼平生之作,写得感情深沉凄切,格调慷慨悲凉,真实地传达出一个关心国事却有志难展的封建文人暮年的沉重悲哀。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绿水环绕,清幽静雅的画面。这幅画面是由小桥、曲水、村落、岸阁、绿萍、荷花、人家、院门等景物,有机组合构成的。
“桥西一曲水通村”,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景色,同时也自远渐近,显现出范成大别墅的方位。湖上烟波浩渺,湖岸林荫繁茂,湖水和溪流相接的岸边滞留着浮萍那绿色的痕迹,作者正是凭借这一点来找到通向村落的道路。这种情形如同武陵渔人发现水上漂流的桃花而寻到桃花源一样,主人所住的地方正是一个深邃的所在。
“岸阁浮萍绿有痕”,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声名早已被风吹散,让水涤尽;不变的是那岸边的楼阁亭榭,水中的浮萍野鸭,还有那推不开的满眼满怀的绿。即使这一切都已失落,“信脚自能知旧路”,那双在这山青绿水之间走过千百遍的脚,也是识得路的。
“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处别开门。”“石湖”,就如陶潜的桃花源。它既是指范成大实在的石湖别墅,更指范成大的精神家园,是其历尽世事后的疲惫身心的修养之所,但是,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外人亦无迹可寻,只有他的知己姜白石寻“痕”而来,穿过“藕花”深处,深扣门扉,吱呀一声,别有洞天,原来门是虚掩着的。同道中人自是轻车熟路,如回家一样,而那趋炎附势的俗人,纵然踏破铁鞋也不得其门而入。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姜白石这样清俊雅洁的人才能悟得。
第三句写范成大的别墅远离尘世的喧嚣,实际上也是对主人品格的称颂。范成大以廊庙之才,归隐江湖之上。他在朝时,希望能为恢复中原而竭智尽忠,但不得孝宗的信任,御史便挟私憾攻击,于是他落职退隐江湖。他视富贵如浮云,惟恐再染尘世的污秽,所以“家在石湖人不到”。这里的“人”便是指那些趋炎附势的世俗之人。主人能做到“人不到”,足见他的操守之高。因而他能在退隐中怡然自乐,沉醉于自然美景中。“藕花多处别开门”,专开门户在荷花繁盛的地方,体现了主人高雅的志趣。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情俊雅洁的人能悟得。
三四两句,写景实即写人,此诗赞誉石湖美景,赞扬了主人非同一般的品格和情趣。有人说第三句中的的“人”是指趋炎附势的人,这些人在范氏去职归隐后不再与他来往,范氏却不以为意,反而享受田园之乐,这与作者终生不仕的人生态度相契合。但有的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人“只是泛指,无人相烦正是幽静的要素,不是写范氏失势后的世态炎凉。
元稹有诗云:“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偷巧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诗将薛涛比卓文君,然而就知名度与实际才学而言,薛涛实在文君之上。
王建这首寄赠之作,在众多献殷勤的赞美诗中,算是出色的一首。薛涛在成都居住,于城郊百花潭有别宅。“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里原是诗圣杜甫居住过的地方。“万里桥边女校书”,开门见山,尊呼薛涛的身份,又点明地望,起笔庄重。据载,薛涛居蜀时好种菖蒲,此物难得开花结实。有时开花,则被古人视为一种祥瑞,如五色云,故元稹诗有“菖蒲花发五云高”之句。后居碧鸡坊,又别种枇杷。“枇杷花里闭门居”一句,意象清丽可人,人们可以通过杜鹃花开的情景来想象枇杷花开的繁盛美丽。女校书端居其中,飘飘然当俨若仙子。“闭门居”三字,不仅有雅静之韵,且有“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意味,与后二句紧密关联。
如果说前两句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已暗寓赞美之意,则后两句便是极其热情的颂扬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即活用张敞为妻画眉典故,那些从古以来的女才子们在诗中作为女主人公的陪衬。其实不仅是女才子比不上薛涛,当时倾慕薛涛的才子很多,到了所谓“个个公卿欲梦刀”的地步,这些男士们的才情,很少能超出薛涛。“管领春风总不如”,即元稹“纷纷词客多停笔”之意。这个评价看似溢美之辞,但也不全是恭维。薛涛不仅工诗,且擅书法,“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法。”因此,又以巧手慧心,发明了“薛涛笺”,韦庄有诗赞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在巴蜀文化史上,留下了一页佳话。
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 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 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 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 “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 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 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 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 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 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