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先是抒发人生感慨,人越老,生活中乐事也越渐稀少。颔联写桥畔村头的集市风光,有桥畔莼丝担和村中小酒店。颈联则转写自然景观,选取的是最具有江南和初夏特征的风物。尾联以“郊行”应题以结束全篇。全篇无一“喜”“乐”等字眼,诗人欣喜之情却漫溢于画面之中,令人读之心醉神怡。
首联以抒发感慨的议论提起:人老了,感到生活中乐事不多。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眼下春天又完了。这两句诗,联系陆游的经历来看,不应视作叹老嗟卑的陈词。诗人有志难伸,被迫赋闲,光阴空逝,欲挽无由,当此之际,不会没有“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陆游《醉歌》)的激愤,只是这首诗没有触着这方面的话题,因而出语平和罢了。不过,“容易”和“又”二语,还是约略透出了一丝感慨之情。
中间两联就承接“春归”二字落笔,具体展示初夏时分平水道上的景象。
颔联写集市风光:桥上莼丝担,路旁小酒店。陆游生于江南,对于其味深有体会,一个“滑”字,最能表现莼菜特色。桥头是过往行人必经之路,莼丝担停在桥头,可谓善于选择地址。从“压”字可见,担中莼丝数量不少。在这桥畔村头,酒店自然是少不了的。初夏时,豌豆、黄豆相继粒绽。江南村俗,带荚水煮,用以佐酒。村店中常可以见到用粗瓷碟子堆起几盘以招徕顾客。二句颇能表现时令特点与江南水乡的地方特色。
颈联转而写初夏自然风光:傍水林中,随风传来声声莺语。市上人家的园内,碧草如烟,蝴蝶翻飞。不说“莺语”、“蝶飞”,而说“莺语语”、“蝶飞飞”,动词叠用,情景热闹,读来更有亲切之感,表现了诗人的愉悦心情。时当初夏,郊行稍久,即感暑气侵人。于是诗人便取出单衣,在梧桐阴下站立片刻,换下了夹衣。“小立桐阴换夹衣”,是这首诗中最动人之句。诗人描绘了这一生活琐事,而换衣之处是历来以喻清节的梧桐之阴,则更增添了几分雅致。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