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这是一首向友人介绍吴越美好风光的送行诗。吴越，指今苏杭一带。这里田园沃饶，山川佳丽，历来为人称道。
开头两句“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点明吴越接壤，也暗示以下所写，乃两地共有的特色。
颔联“有园多种桔，无水不生莲”，点明桔和莲，别处也有，而吴越的不同，就在于“有园多种”、“无水不生”。诗人选取桔和莲为代表，也颇为精当。桔和莲皆吴越名产，而桔生陆上，莲出水中，又可从而想见吴越地区水陆风光俱美。
颈联“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则着眼于写水乡市镇的繁荣。吴越水乡，市镇大都紧挨河港。不写日市写夜市，只因夜市是吴越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一大标志；而桥边夜市，更是水乡特有风情。夜市的场面形形色色，独取一“火”字，既可使人想象夜市繁荣、热闹的景象，而“火”与桥下的水相映照，波光粼粼，更增添诗情画意。江南多古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绝句》），古寺是游人必到之处。“春风寺外船”，令人想见春风吹拂、临水寺前游船辐辏的景象，这是水乡又一特色。
结尾两句“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一个“偏”字特别介绍了吴越人情之美。如此旖旎的风光，又如此好客的人情，他乡游子自然居“必经年”，乐而忘返了。
这首诗清新秀逸，像一幅色彩鲜明的风俗画，是送别诗中别开生面之作。
这是一首反映船夫水上生活的抒情小词，它写的是狂风过后船夫们驾驶帆船前进的情景和心情。
词一开头就说”五里滩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五里滩，是这条河上的一个地名，“头”是方位词，它说明船已开到五里滩上了。帆船是需要借助风力的，乘风破浪，船走得更快。但这种风必须是顺风。如果吹来的风是旋风，或逆风，那就不但不能帮助帆船前进，而且还会带来危险，所以是不能张帆的。在五里滩以前，船夫们遇到的显然不是顺风。他们经过一场和狂风恶浪的搏斗以后，观察到风势将要平息，也就是“风欲平”了，就马上扯起帆来。在这个当儿，大家虽然还在继续举棹摇般，却产生了“觉船轻”的感觉。“棹”，桨板，举棹就是打桨板。既然风力可以代替人力，何必还要打桨摇橹呢，于是，便“柔橹不施停却棹”吧。在文学作品中常把橹称为柔橹，以形容橹的得心应手。橹的外形有点儿象桨，安在船梢或船旁，用人摇动，它会象鱼的尾和鳍一样，通过拨水，产主推动力。“施”，使用。写到这里，船夫们的轻松愉快的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
词的下片就是通过看山看水反映了他们的心情。
“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却似走来迎。”“闪灼”，形容水光闪动的样子。狂风过后，乌云也散开了，上文说“风欲平”，是还有些风，所以河里的波浪涌起，波光粼粼。这时两岸的山呐，看上去挺有趣过的，它们似乎很好客，正在急急忙忙地迎面走过来欢迎大家。但是，山是不会走动的。子细（仔细）看看，山确实没有动啊。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哦，那不过是因为船走得快，使得坐在船上的人产生一种“走来迎”的感觉罢了。
词的上片和下片的末尾都用“是船行”作结束，它不仅起一个叙述作用，而且还象船夫的劳动号子的和声一样，余音袅袅[niǎo]，久久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