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