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说敬龙此番归国,行程辽远,里程不易概指。虽然《梁书·扶桑国传》说过“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后来沿用为日本的代称,若写诗也是这样指实,便缺少意趣。诗人采用“扶桑”这个名字,其意则指古代神话传说东方“日所出处”的神木扶桑,其境已渺茫难寻;这还不够,下面紧接着说敬龙的家乡还在扶桑的东头再东头。说“扶桑”似有边际,“东更东”又没有了边际;不能定指,则其“远”的意味更可寻思。首句“已在”是给次句奠基,次句“更在”才是意之所注处。说“扶桑”已暗藏“东”字,又加上“东更东”,再三叠用两明一暗的“东”字,把敬龙的家乡所在地写得那样远不可即,又神秘,又惹人向慕。那边毕竟是朋友的家乡,而且他正要扬帆归去,为此送行赠诗,不便作留难意、惜别情、愁苦语,把这些意思藏在诗句的背后,于是下文转入祝友人行程一帆风顺的话头。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船行大海中,最怕横风暴雨,大雾迷航。过去遣唐使乘坐的大船,常因风暴在海上漂流,甚至失事;能够到达的也往往要在数十日或者数月的艰苦航程之后。这些往事传闻,韦庄是心知的,所以就此起意,祝朋友此行顺利。用一个“到”字,先祝他平安抵达家乡;“明月”示晴,排除雾雨;“帆风”谓顺,勿起狂飚──行程中不生灾障。“谁”字先垫出“与师共到”之人,由下句的朗月、顺风再为挑明,并使“风”、“月”得“谁”字而人格化了。“共”字,一方面捏合“风”、“月”与“师”三者,连同“船”在一起,逗出海行中美妙之景、舒畅之情;另一方面,又结合“到”字,说“共到”,使顺风朗月的好景贯彻全程,陪同直抵家乡。两句十四个字,浑然一体,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与诚挚的友情,饶有诗意。
诗人如此祝愿,也并非仅仅由于主观愿望,故作安慰语。它是有客观事实作基础的,这就是晚唐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海上航行相对地便利与安全的事实。它印入了诗人心底,写出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诗句。
此词步秦观《千秋岁·谪虔州日作》原韵,写妇人闺思。
上阕写思妇睡觉的慵懒情态:她上半身探出曲屏之外,唇上的朱红已经褪色。枕上只见簪发的玉钗,却不见了系罗衣的、用五色丝线作穗的流苏带子。佩饰物的零乱,人物的怠倦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春思,破碎芳心形象化了。末句忽作诘问之辞,试问今人之秀整谁可与匹?秀整,风流俊逸貌。晋人温峤被认为风仪秀整,人皆爱悦之(见《晋书·温峤传》);《唐书·汝阳王琎传》载,王“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可见此指思妇春心所系之情人。
下阕忆及湘水之滨的一次幽会。当时自己正擎着一把轻罗作的小伞,所有细节都历历在心,如今孤居独处,竟怀疑那不过是巫山之梦。春宵苦短,春光易尽,而柔情不改。这里“十分”对“一点”,突出春之浓,情之专;“易尽”对“难改”,强调欢会之短暂,情爱之绵长。反义词从两极合成了“情”的强劲的张力。
末句宕开,“却随恨远连云海”,情含无限,尺幅千里,大有“篇终接浑茫”之势。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忘情绝爱是佛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多艳语而批评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则称之为“浪子和尚”。唯宋许彦周云:“上人(指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仲殊、参寥皆不能及。”(《许彦周诗话》)
惠洪俗姓彭,少时为县小吏,知书,又精医理,受知于黄庭坚(1045-1105),大观(1107-1110)中,他才“乞得祠部牒为僧”,半路出家,或尘心未泯。但当时高僧,亦不拒绝用艳诗说法,如宋孝宗时中竺中仁禅师即引“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说禅理。可见当时诗僧对待艺术和宗教生活有着双重的标准。
作为一位天子而成为阶下囚,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烟云,心中自然充满了感伤。这首诗写得凄切哀苦。从诗中“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这样破败不堪的场面,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会回忆起千门万户,美轮美奂的皇宫,一呼百应,炊金馔玉的生活,眼前境地越是恶劣,越能令人体会到他的苦闷。后两句回首故国,恨无寄书人,包括了无数的对往事的困惑、迷恋及深切的悲慨。“三千里”极言其远,“目断天南”很具体地刻绘出自己满怀的愁怨。他想捎信说些什么呢?是希望故臣来解救,是向亲属们诉苦,还是对自己在位时荒淫无道酿成国变而忏悔,诗中没有明说,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测。
读赵佶这首绝句,很容易使人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两首词,都是皇帝被俘的悲叹。一首是《虞美人》,写于被俘后,寄托亡国之痛,今昔之悲,上片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是见景起兴,思念故国,与赵佶诗内容景物不同,中心意思完全一样。另一首是《浪淘沙》,写亡国后一夜听雨睡不着,愁思纷至沓来,因以词表示哀怨。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以曲折的笔墨表达自己的痛苦,正可用来注释赵佶写这首绝句时的种种感受。
宋徽宗是著名的书画家,诗词也写得不错,可惜他治国的本领远远比不上他文学艺术的素养,在位时任用奸邪,坐失江山。这首诗写得低沉凄迷,令人感动,但他的处境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人同情。无独有偶,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年左右,南宋恭帝赵㬎(xiǎn)也步上了宋徽宗的老路,被元人俘到大都;他也作了一首诗,怀念故国,悲伤凄黯,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梅花写失国之恨。历史的巧合令人沉思,正合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