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是在帝国看似强盛的肌肉上深深扎下的一根尖刺，让无数帝国有心之士彻夜难安，痛不欲生。在辗转反侧之中，是否会有人扪心自问，这样的决策对于那些如花女子公平与否？事实上，没有人去关怀这些可怜女孩子们的微弱愿望。 在所有胸怀宏伟大业和深陷政治漩涡之中的那些人看来，能够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数十年的安宁，一切牺牲尽皆微不足道都是值得与舍弃的，如此置换的结局甚至显得十分美好。在汹涌澎湃的和亲大潮翻滚之下，没有人能够看到女子流淌下来的热泪，因为眨眼之间就淹没在这股浪潮里面，无声无息。 边地莺花少 窗外天上云舒云卷，室内史册忽明忽暗，历史烟云终归是繁花一梦，不管是霸图伟业，抑或是神仙眷侣，到底尘归尘，土归土。如果说记忆还有些许温度，也只剩腮边刚刚滑下来的那一行行热泪，滚烫而炽热。
《同李少府观永乐公主入蕃》 作者孙逖，唐朝诗人，大家只要知道他与“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齐名，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毕竟其人阅历事迹，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基本上是茫然地，知道与不知道，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有什么是要补充的，便是《全唐诗》收其诗一卷，共六十首，这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有兴趣的，可以去翻阅一二。 关于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来降，第二年唐玄宗封东平王外甥杨元嗣的女儿为永乐公主，并把她赏赐予李失活为妻。那么我们根据本诗题目，可以得知此诗当是写作于这个时间段内。
都说大唐盛世，其实唐朝特不是东西。其中一个庞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政治上的“和亲”之举措。把大唐女性都当作了什么？如此看来，大唐上下无一是男儿。可能热血，都已经淹没在了石榴裙之下了，萎了，缩了。如果一个“盛世”是靠出卖来维系的，这样的“盛世”，不要也罢！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非常好理解，在开头两句，诗人主要对边地做了一番叙写，“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荒凉的边境地界之上，花花草草非常的稀少，更不用说叫声动听的那些黄莺儿，亦是十分罕见。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种苦兮兮的地方，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再也找不出来一丝半分的新鲜感。 然而事实上，诗人本身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描写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当然，这些虽然只是听说，但却不能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处在诗人当时的位置上，多少还是能够得到一些与边境上有关的事迹的，其中的艰辛自然会有人讲述。或许正是如此，诗人方才会在诗的开端，对边地恶劣的环境进行一番描绘。
接下来两句，“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诗人经过前面的叙述，在此就含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美丽的姑娘恍然从天上降落在这里，从此以后，原本荒凉的边境要塞就要变得充满生机勃勃。这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浅显的，也是缺乏意义的。
历史上，对于这首小诗，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唐诗解》为代表，论述道：“以天上之美人入无花草之地，果能使龙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见于言外。”意思是，诗人在此所写的，其实全部都是说的反话。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字面背后的阴影，来认真分析诗人真正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另一种以《唐诗选附注》为代表，认为：“按公主何可以为美人称之？通篇语亦轻薄，不足观，何论者徒以新意见赏也。”这个意思完全和上面相反，并且反驳指责“以新意见赏”是一种是非不分的恶习行径。此种恶习，其实至今仍旧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态，可谓混淆黑白，是非不分。
如果我们把本诗题目和内容结合起来，再仔细地观察考量，就会发现此诗并不简单，它确实包含着自己的意图。所以，《唐诗解》的看法其实并没有错，诗人的确带有正话反说的目的性质。荒凉的边塞之地，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美人”的到来，就突然改变了恶劣的面貌呢？这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虚无缥缈之幻想。结合题目中“观永乐公主入蕃”之事件，便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蕃人”的痛恨之意。“公主入蕃”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一种被逼迫之后的失策，其让大唐男儿面目何在？ 基于此点，我们便会体悟到《唐诗选附注》里的愤慨“通篇语亦轻薄”，恰恰便是这种轻薄之意，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领会到诗人的本意。因为本诗最后两句，诗人的视角开始变换到“蕃人”的角度上来。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此处诗人为什么会大胆以“美人”称呼永乐公主了。只有那些尚未开化的“蕃人”，才会高兴地以“美人”称呼公主，而此处充斥着肉腻气息的无边“春色”，对于唐人来说却是一种带着深深恶意的羞辱之色。
综观此诗，如果单凭诗歌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恶俗景象，是无法真正解析此中内在含义的。只有把诗作和题目两相紧密结合在一起，关注诗歌产生的相关背景，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察觉到诗人隐忍不发的难以排遣的那种愤慨之意。这种小人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能为力感，直到今天，仍旧让我们为之喟叹不已。
本文是欧阳修为好友杨寘送行所作的一篇赠序。文章开篇后用较大的篇幅写作者自己学琴、爱琴的经历以及琴声对自己性情的陶冶作用，文末叙述为好友杨寘送行。全文结构严密，首尾呼应，情感表达含蓄、委婉。本文分三段。
第一段，写学琴。“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不能治”，言忧郁之深，“即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学琴竟然治好了，用药物不能治的“幽忧之疾”，这就巧妙地把“琴”和“疾”联系了起来。琴声能使人达到忘我的境界，一切忧愁自然烟消云散了，“幽忧之疾”自然乐而忘怀了。琴可治疾，故而临别赠琴、说琴。
第二段，写琴声。作者首先写琴声和人思想感情的联系：“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琴声千变万化，使人“凄然”悲伤，又使人“舒然”欢畅。接着，作者用各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琴声所表达的各种感情：“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到也”，这是写琴声的高吭、悠扬、凄厉；“如怨夫寡妇之叹息”，写琴声的幽伤、哀怨；“雌雄雍雍之相鸣”，写琴声的婉啭、和谐。这样比喻琴声，作者似乎觉得还不够，又用更神奇的想象进行描绘：琴声所抒发的“忧深思远”的感情，好像“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琴声所抒发的“悲愁感愤”的感情，好像“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所以“喜怒哀乐，动人必深”；琴声所抒发的“纯古淡泊”的感情，“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这一系列的排比形容描绘写出了琴声的清高，典雅和深沉，这正是琴声和琵琶、洞箫、古筝等的不同之处。琴声的“忧深思远”、“悲愁感愤”、“纯古淡泊”，是作者此时和友人杨寘感受最深的。这段末尾写出琴声的感人作用：“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它可以消散忧闷，抒发幽思，使人进入无忧无虑的境界。
第三段，写赠琴。首先描写介绍杨寘的情况：“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写其怀才不遇；“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写其官职低微，任所途远，内心不平；“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写其多病、少药、不服饮食；“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作者实在放心不下，但却又无能为力，只有赠琴，“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末尾几句不仅点出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更主要阐明自己说琴、赠琴的原因。琴声医治了自己的“幽忧之疾”，但愿琴声伴随友人到数千里之外，以平和友人忧郁之心，治疗友人的多疾之体。
文章在描写操琴及声响效果上，运用了比喻、象征等一系列的手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加以描绘、烘托，仿佛使读者身临其境，去联想、去揣摩。另外，作者在形象基础上又加以对历史的联想，可谓于琴声中发思古之幽情。全文写得含蓄真切，读来十分感人。对琴声的描写，形象、生动。文笔也富于变化，并带有较为浓厚的感情色彩。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水土不服，或因江南湿气太重，患有“重膇”之疾。“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种仙灵毗》），看来有时脚肿得利害，为了能帮助行走，他的确使用过一条拐杖。
“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前趋问长老，重复欣嘉名。”讲的是寻得灵寿木的过程。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政治上遭迫害和永州恶劣的生存环境，三十多岁的人迅速衰老，对于过早的生出白发，诗人是很伤心的。《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云：“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树对衰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成为渺茫的梦，而永州山水和永州人对诗人的关怀和慰藉，使诗人渐次忘却了悲哀。而以一老翁自居，认真地做起了永州人来。
这一天，诗人又到郊外游历，倒映在明镜般的潇水里满头的花发。不仅没有让诗人伤悲，反而有了几份惬意。抬头望去，前方正有一长者，正扶杖慢行。那手中的一条拐杖，引起了诗人的兴趣，既然自己也是一白头老翁，拥有一条支节强劲的拐杖，也是再好不过的了。诗人加快步伐，追上长老。而后一番热情的对话，其详情今天无法得知，但从诗人行云流水般的诗句中，读者仍可感受到亲切友好的气氛。当然，最让诗人感兴趣的长老的拐杖，竟是由久闻大名的灵寿木制成的。
“蹇连趋衰朽，方刚谢经营。敢期齿杖赐？聊且移孤茎。”讲的是种植灵寿木的原因。
前两句，当倒过来读，诗人对自己正当年富力强，而不得拖展自己抱负、才华的处境，已没有了流放之初的激愤与哀伤。也明白自己过早衰老的原因，在于面对的艰难困厄的现实。“敢期齿杖赐？”表明了诗人对这一现实的清醒理解，虽然为此诗人付出了青春年华的代价。“聊且移孤茎”，在长老的指点下，诗人寻得灵寿木并挖得一枝，移栽至自己的住宅旁。这一举动，是诗人对统治者的彻底失望，也标明诗人在永期间，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汪森《韩柳诗选》曰：“‘丛萼’四句，写物极能刻画。”“丛萼中竞秀，分房外舒英”，写所植灵寿木成活、生长、开花的情景。从“竞秀”和“舒英”看，该灵寿木在诗人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的确令人欣慰。也可得知，诗人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灵寿木枝条细而韧，故有枝条时从树上倒垂向下，突兀强劲的枝节，又常相对而生。好一幅灵寿木的生态图，其外柔内刚的形态，简直能呼之欲出。难怪汪森大加赞叹。
然而接下来四句汪似乎理解错了。他说：“‘循玩’四句，写扶杖意亦极醒露。“看来，汪森以为诗人砍下了一枝灵寿木做成了手杖，来帮助诗人行走。
读者不妨将最后两句，一气读下，“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安”作疑问副词，和“能”一道修饰动词“事”，当译为“哪能干砍伐的事，将它用来帮助自己行走。”看来诗人是不忍心对灵寿木加以翦伐的。
往前两句，“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循玩”，作抚摩赏玩。那么诗人抚摩玩赏的是灵寿木，还是用灵寿木做成的拐杖。足，作“足以”解，联系上文诗人对灵寿木的描写，再联系下文“安能事翦伐”，可知“循玩”的对象，应为蓬勃生长的灵寿木，而非用灵寿木制成的拐杖。“稍觉”，不应理解为“稍微觉得”，而应为“渐渐觉得”，自己走路的步伐也轻松了。
还剩下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便是：诗人种植了灵寿木之后，为什么又不用它来作拐杖呢？
《植灵寿木》一诗中，有两点值得读者注意。一是种植灵寿木时，柳公被贬永州多年。被贬初期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那种悲天悯人伤感，都已被岁月磨蚀。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已经和诗人的血肉融为一体。正是“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的心境，才奠定了创作享誉千古的“永州八记”思想基础和感情基调。二是对统治者诗人已不再寄有什么希望。对现实则有更多理性的认识。“敢期齿杖赐？”正是诗人这种认识的反映。所以植灵寿木的目的。不再于获得一条拐杖，而是对“之所以赐老者之杖”的一种冷峻的抗议，甚至是一种大胆的讽刺。“聊且移孤茎”，活画出诗人植灵寿木的目的。
明白了这两点，再读诗人对蓬勃生长的灵寿木的细致刻画，在读者眼前出现的，就不仅是一棵灵寿，而更多地能感受到诗人的灵魂。读者才能深切地体会“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