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该诗以家常语，从眼前物中提炼出讥诮聚敛、讽嘲权贵的题旨。在艺术上，该诗巧而不华，素淡中寓深旨。全诗语言平实浅白，表达了诗人对裴度的讽刺之意，暗喻其悲剧的下场终将降临。
“破却千家作一池”句开宗明义，明确指出，裴度所盖园林是以侵占了千家的居所地产为代价的，这里“千家” 与“一池”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一个“破”字写出了当权执政者的无情与骄奢。“一池”，这里既可以解释成一口塘，也可看作是指整个园林，不必拘泥。其实，唐代很多官僚建造私人园林宅第，争奇斗胜，相习成风。裴度的政绩，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却也未能免此，故诗人所指，当具有普遍意义。
“不栽桃李种蔷薇，”句作者诗笔一转，不接着写园林的盛况，而是抓住一个很奇特的细节，在这个园林里，主人不种对人有益的嘉木蔬果，反倒要种植像蔷薇这样的虽能赏玩，却华而不实的东西，走笔至此，人们不禁对园林主人的本意感到不解。这或许正是当时上层社会夸奇争胜的一种表现吧。
“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亭君始知”两句这里紧接描写种蔷薇的必然结果，诗人借秋天至时的园景，含蓄而深刻地指出如此聚敛的结果其下场必然是可悲的，这就是种蔷薇而得荆棘的关系。 “秋风起”，我们可以理解为官罢势衰，正所谓时候一到，什么都报。《韩诗外传》卷七载：“春种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春种蒺藜者，夏不可釆其叶，秋得其刺焉。”这句话或可作为贾岛这首诗歌之所本。
这首诗讽喻的目的十分显明，该诗以家常语，从眼前物中提炼出讥诮聚敛、讽嘲权贵的题旨。在艺术上，巧而不华，素淡中寓深意，也是本诗的可取之处。
这首诗是李白夜宿峰顶寺时题写的五言绝句，载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此诗运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峰顶寺的静穆和高峭秀拔的特点，表达了诗人对古代庙宇工程艺术的惊叹以及对神仙般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情。全诗语言朴素，想象瑰丽，夸张巧妙，平中见奇，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诗的首句交代时间地点，其实也点明了人物和事件。次句以夸张的技法来烘托峰顶寺之高耸云霄。一举手就可以摸到天上的星星，不用说高，人们能想象出其高来。这便是李白最擅长的以情写景，以景抒情的夸张。这里字字将读者的审美视线引向星汉灿烂的夜空，非但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反而显示出一种旷阔感，以星夜的美丽引起人们对高耸入云的峰顶寺的向往。
三、四两句，“不敢”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诗人在那儿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诗人“不敢”与深“惊”的心理，促使人去想象“峰顶寺”与“天上人”的相距之近。这样，峰顶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寥寥数语，就道尽了山寺的静穆和峰顶之高峭秀拔。
此诗仅二十个字，就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了人在高处的愉悦和豪放之情。语言自然朴素，却形象逼真。全诗无一生僻字，却字字惊人，堪称“平字见奇”的佳作。诗人借助大胆想象，渲染峰顶寺之奇高，把峰顶寺的高耸和夜晚的恐惧写得活灵活现，从而将一座几乎不可想象的宏伟建筑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身临其境的感觉。扪星辰、惊天人，这些仿佛是童稚的想法，被诗人信手拈来，用入诗中，让人顿感情趣盎然，有返璞归真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