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志的诗。诗人把新笋描绘得非常美丽。竹壳一片片剥落下来，竹笋抽节上长了，它晶莹透碧，像是刚刚经过刻刀雕琢出来的碧玉一般。这里的笋的形象，是经过诗人理想化、诗化了的形象。它晶洁如玉，生机勃勃，茁壮挺拔；它要挣脱壳箨的束缚，要向上生长，由于这株笋有着如此美好的姿质，所以“母笋是龙材”的赞美就不使人感到突然，而是水到渠成。
如果说上两句主要是写笋的外美的话，那么后两句就是承接着上面写笋的生长愿望，进一步刻画笋的内美。“更容”一词的涵义很深刻，这是假设之词，假如容许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容许它尽情生长，一夜之间拔节挺长千尺，它自然会脱却尘泥而直插青云之上。这里就表达了新笋冲上九霄的豪情壮志，它不甘心于埋没园泥之中的现状。这是新笋的内美。另外，“更容”一词的反面含意是，现在是“不容”，不能容许新笋一夜抽千尺，所以它就不可能拔地而起直上青云。这就包含着深沉的幽怨。抱怨自然是来自他不能尽情地生长。这一层含意则从另一角度写出了新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诗人把新笋刻画得具有这般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内心，是托物咏志，这新笋就是诗人李贺。诗人李贺虽然命途多舛，遭遇坎坷，但是他没有泯灭雄心壮志。他总希望会实现自己的拔地上青云的志愿，这首咏笋的绝句就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
这首咏物诗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又有情思，蕴意十分丰富。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其三
这首诗写竹的生命力旺盛、一片生机。“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原先自家庭院中泉水石缝中长着两三根竹子，清晨看墙外的大路旁，已窜出竹根。“紫脉”，一作“紫陌”。紫陌通常指帝都郊野的道路。李白《南都行》谓：“高楼对紫陌，甲弟连青山。”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李贺的家乡福昌县在唐代东都洛阳的近郊，故其乡间大路可称紫陌。竹鞭的滋生能力极强，无论是岩缝、墙壁、坚硬的土块，它都可穿过。诗中以“家泉”与“紫脉”对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竹鞭已从院墙底下穿过而长到墙外去了。竹鞭生长最旺盛的季节是盛夏到初秋时节，如同竹笋状的竹鞭头部在表土较薄的地方常窜出地面，很快又弯成弓状，鞭头又重新钻入泥土中。诗人以“两三茎”与“紫陌生”对举，也显示出竹的顽强，两三茎不起眼的竹枝，很快长到墙外通衢大道上。见此情景使人不难设想：“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情景虽非实景，却有一定的必然性。“笛管”，言新篁之材。“玉青”，言新篁之色。绘形绘色，如在目前。
李贺本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胸中成竹，但却最终只能是饮恨而逝，他不断地被希望和绝望所折磨着，只有靠诗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用一种可怕的激情去创作。诗人愤懑满怀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修饰上的叠床架屋。在这首诗中，作者字斟句酌，用“家”“石”“阴”“紫”“春”“新”等等修饰各种意象组合，纵观全句，几乎无一物无修饰，无一事有闲字。他把相关的意象加以古人不常联用的字联用，加以修饰再组合起来，综合运用了通感、移情的写作手法，由家泉到石眼再到竹茎，仿佛用诗句串联起装扮一番的意象群，不是因感而倾泻，而是字字雕刻而来。此时作者诗中的竹子不再是单纯的清雅之士，而仿佛是穿上了绮丽诡异又有异域风情的楚服的起舞人。同时，把石眼、阴根等不为竹所常用的意象与竹子相连缀，更见作者的匠心独用，研磨之工。
其四
这首诗以司马相如归卧茂陵自喻，慨叹自己家居昌谷时的清贫生活。诗的开头两句“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意为老竹虽老，仍矫天挺拔，梢可拂云，而自己年纪并不大老，却只能像家居茂陵时的司马相如一样，甘守清贫。“古竹”是相对新笋言之。“茂陵归卧”，《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而诗人自己也失意家居，贫困潦倒。“叹清贫”，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是诗人自己处境的生动写照。李贺虽忝为唐王室的后裔，但一生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甚至因为父名的缘故，连进士考试也不能参加，与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辞官家居后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两年后在贫病中死去，一“叹”字，感慨万分。“风吹千亩迎雨啸，鸟重一枝入酒樽。”这两句写的是另外两种形态下的竹枝形象。其一是风吹雨啸之中。“雨啸”，非雨声，而是风吹竹声，仿佛雨啸。这是大片竹林才有的现象，老竹叶坚硬而挺，相互碰撞，声音清脆。竹叶也可制成叶笛，吹奏起来声音嘹亮悦耳。千亩之竹，其情景气魄自与“家泉石眼两三茎”之竹不同，风吹过后声浪如排山倒海；而风和景明之日，一小鸟栖息枝头，其景却可映入酒樽之中，这又是何等静谧安闲。这情景于竹本身而言，却道出其一个特点：坚韧，不管怎么弯曲也不易折断。“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这于竹枝却不然，它是既坚又韧，而且无畏于寒冬的风刀霜剑，而被与松柏一起称作“岁寒三友”。
苏轼曾夸张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往今来，喜竹、咏竹、画竹的骚客、丹青手是颇多的，而这组诗在众多的咏竹佳作中也堪称上乘。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