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有一个很美的篇章，说：“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是讲一个村庄里的妇人，在黄昏的时候，看到家里的鸡跳上了鸡舍，羊牛也被赶着慢慢从田地里回来，整个村子都在准备着休息，一派安宁，她思念起远方服役的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来。杜甫这首诗，也是写了黄昏时分村庄里的景象。这个村庄是他月寓不定时暂住的，他看到美好的、安详的村庄，心中也像那个遥远时代的妇人一样起了思念，他思念的是离开已久的故乡。正如眼前的暮色一样，他的人生也已走到了黄昏，白头明灯相对，人世的冷暖苍凉充盈于胸中，不愿、也不忍去仔细思量。
“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因为《诗经》里有那“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句子，诗人对眼前的场景便有所会心，写下了“牛羊下来久”的开头，将全诗引入古朴安雅的境界。羊儿、牛儿，三三两两，“咩咩哞哞”，一声远一声近地叫着，闲散地往村子里回来。诗人添了一个“久”字，来述说它们行走的缓慢和悠闲。各家各户的柴门都已经关上了，西边的最后一道夕阳也从柴门上扫过，天地都安静下来，等待着进入黑夜。不一会儿，家家点上了灯，人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或者谈天说地，或者灶前忙碌，或者给牛喂草，或者温酒准备喝上一杯。不管怎样，上天赐福于善良普通的人们，各安其所，这个村子像个准备睡眠的老人一样，让人觉得平安、温暖、安详。这两句十个字，字字平凡，句法也极自然，却能将读者带入一种境地，让读者闻到家的味道。
“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可是眼前这并不是作者的家，作者其实恰好就是想家了。夕阳的余晖散尽后，月亮渐渐升高，柔软的风拂过村庄，令人心也要柔起来、软起来了，空气中有柴禾燃烧的味道，牛羊和鸡鸭都已渐渐入睡，月光让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清新的美好夜晚。可是这样的地方虽然美好，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有无限清景，但作者于它而言毕竟只是一个过客。阒寂也好，喧闹也好，都不是作者的故园。这两句语气虽然很淡，其实深藏着极浓的悲郁。一个“自”字，极言“风月”和“清夜”的与己无关。“自”是个仄声字，和下句的“非”字平仄互调，一拗一就，使读者能够感到作者情绪从抑郁到克制后的回转和平息。诗的上两句是用了黄昏中的暖色调，这两句则是用了月光下的冷色调。温馨和凄凉的互相映衬，使得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石泉月暗壁，草露滴秋根。”内心难以平静的作者陷入了更深的夜色里，他独自去看山上的风景，在静谧的月光下、岩石的阴影中，听到泉水沿着石壁潺潺地月着，发出清冷的声音。脚边的草根上凝着露水，打湿了鞋子。仔细看时，它们一粒一粒沾在草叶上，顺着叶片渗入地下，滋润着杂草的根部。这样的秋夜山间，风露袭人，水的寒气仿佛能浸入人的皮肤。在作者杜甫的诗中常能发现精心锤炼的句子，好比一个手艺精湛的老艺人，能雕出纹路精美细致、而又气韵横生的木雕一般。这两句便是如此，作者将词序有意倒置，按照意思句子应为：“暗泉月石壁，秋露滴草根。”调换字词后，声调更加铿锵，而且使得“石”与“泉”、“草”与“露“的连接更为紧密、融为一体，原本无奇的句子变得更有韵味，凝结出一片凄清幽遽的意境。
“头白灯明里，何须花烬繁。“”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琦怀》）。浑然忘却风露的寒冷而兀自独立的人，想必总有许多心事。不知站了多久，作者才踱回室内，捻灯独坐，把卷读书，他的满头白发，在明亮的灯光下分外银白如雪。他心绪难平，想自己曾经满腔的豪情、兼济苍生的宏愿，都抵不过老来这一头发如雪。可是灯烬似乎不解人愁，在和跳跃的火花频繁地玩着花样，似乎在逗可怜的老诗人开心。一个“何须”，道出了作者心中的无聊和凄怆，头白之人，与那些热闹和花样早没了关系；月落蜀地十多载，老来一事无成，望前路，希望渺茫；回首故园，有家难回。初唐诗人王勃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又有谁来同情、解救这头发白的失路之人。
这首诗本是写景，涉及内心的词句不多，却让读者觉得有化不开的凄凉和悲郁在里面。对人生迟暮的感慨，对故国难归的悲哀，荡漾在精美传神的景色描写中，因而分外含蓄无垠。王夫之曾说：“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姜斋诗话》）这话未免极端，但这首诗的情语确实都在景语之中，情景交融、含而不露，有深绵婉转的姿态，句句读来，令读者感到口角噙香、余味不断。
李白入长安到出长安，由希望转成失望，这在一个感情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心中所引起的波涛，是可以想见的。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是把这一转折中产生的激越而复杂的感情，真切而又生动形象地抒发出来。读者好像被带入天宝年代，亲耳聆听诗人的倾诉。
从开头到“路远”句为第一段，抒发作者离开长安后抑郁悲苦的情怀。离开长安，意味着政治理想的挫折，不能不使李白感到极度的苦闷和茫然。然而这种低沉迷惘的情绪，诗人不是直接叙述出来，而是融情于景，巧妙地结合登程景物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挂席欲进波连山”，滔滔巨浪如群峰绵亘起伏，多么使人厌憎的艰难行程，然而这也正是作者脚下坎坷不平的人生途程。“天长水阔厌远涉”，万里长河直伸向缥缈无际的天边，多么遥远的前路，然而诗人的希望和追求也正像这前路一样遥远和渺茫。在这里，情即是景，景即是情，情景相生，传达出来的情绪含蓄而又强烈，一股失意厌倦的情绪扑人，读者几乎可以感觉到诗人沉重、疲惫的步履。这样的笔墨，使本属平铺直叙的开头，不仅不显得平淡，而且造成一种浓郁的气氛，笼罩全诗，奠定了基调，可谓起得有势。
接着诗笔层折而下。诗人访古以遣愁绪，而访古徒增忧思；作歌以抒积郁，心头却又浮现阮籍的哀吟：“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渌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咏怀诗》）今人古人，后先相望，遭遇何其相似！这更加触动诗人的心事，不禁由阮诗的蓬池洪波又转向浩荡的黄河，由浩荡的黄河又引向迷茫不可见的长安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一声慨叹含着对理想破灭的无限惋惜，道出了忧思纠结的根源。短短六句诗，感情回环往复，百结千缠，表现出深沉的忧怀，为下文作好了铺垫。
从“人生”句到“分曹”句为第二段。由感情方面说，诗人更加激昂，苦闷之极转而为狂放。由诗的径路方面说，改从排解忧怀角度着笔，由低徊掩抑一变而为旷放豪纵，境界一新，是大开大阖的章法。诗人以“达命”者自居，对不合理的人生遭遇采取藐视态度，登高楼，饮美酒，遣愁放怀，高视一切。奴子摇扇，暑热成秋，环境宜人；玉盘鲜梅，吴盐似雪，饮馔精美。对此自可开怀，而不必象伯夷、叔齐那样苦苦拘执于“高洁”。夷齐以薇代粮，不食周粟，持志高洁，士大夫们常引以为同调。这里“莫学”两字，正可看出诗人理想破灭后极度悲愤的心情，他痛苦地否定了以往的追求，这就为下文火山爆发一般的愤激之情拉开了序幕。
“昔人”以下进入了情感上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李白痛苦的主观根源来自对功业的执着追求，这里的诗意便象汹涌的波涛一般激愤地向功业思想冲刷过去。诗人即目抒怀，就梁园史事落墨。看一看吧，豪贵一时的魏国公子无忌，今日已经丘墓不保；一代名王梁孝王，宫室已成陈迹；昔日上宾枚乘、司马相如也已早作古人，不见踪影。一切都不耐时间的冲刷，烟消云散，功业又何足系恋！“荒城”二句极善造境，冷月荒城，高云古木，构成一种凄清冷寂的色调，为遗迹荒凉做了很好的烘托。“舞影”二句以蓬池、汴水较为永恒的事物，同舞影歌声人世易于消歇的事物对举，将人世飘忽之意点染得十分浓足。如果说开始还只是开怀畅饮，那么，随着感情的激越，到这里便已近于纵酒颠狂。呼五纵六，分曹赌酒，简单几笔便勾画出酣饮豪博的形象。“酣驰晖”三字写出一似在同时间赛跑，更使汲汲如不及的狂饮情态跃然纸上。
否定了人生积极的事物，自不免消极颓唐。但这是有激而然。狂放由苦闷而生，否定由执着而来，狂放和否定都是变态，而非本志。因此，愈写出狂放，愈显出痛苦之深；愈表现否定，愈见出系恋之挚。刘熙载说得好：“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艺概》卷二）正因为如此，诗人感情的旋律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继续旋转升腾，导出末段四句的高潮：总有一天会象高卧东山的谢安一样，被请出山实现济世的宏愿。多么强烈的期望，多么坚定的信心！李白的诗常夹杂一些消极成分，但总体上并不使人消沉，就在于他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火，始终没有丢弃追求和信心，这是十分可贵的。
这首诗，善于形象地抒写感情。诗人利用各种表情手段，从客观景物到历史遗事以至一些生活场景，把它如触如见地勾画出来，使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感情激流。读者好像亲眼看到一个正直灵魂的苦闷挣扎，冲击抗争，从而感受到社会对他的无情摧残和压抑。
清人潘德舆说：“长篇波澜贵层叠，尤贵陡变；贵陡变，尤贵自在。”（《养一斋诗话》卷二）这首长篇歌行体诗可说是一个典范。它随着诗人感情的自然奔泻，诗境不停地转换，一似夭矫的游龙飞腾云雾之中，不可捉摸。从抑郁忧思变而为纵酒狂放，从纵酒狂放又转而为充满信心的期望。波澜起伏，陡转奇兀，愈激愈高，好像登泰山，通过十八盘，跃出南天门，踏上最高峰头，高唱入云。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