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词以浅近自然 、通俗流畅的语言和一波三折、寓意深长的笔法,借思妇捣衣的活动,抒写了思妇对征夫的无尽思念和她们内心巨大的孤寂,痛楚。
“斜月下,北风前。”词的开始两句是写景,侧重对环境的描写,“斜月”点时间,“北风”说气候。这时夜已很深了,月轮已经西斜,清冷的月光笼罩着大地,勾起了思妇对征人的思念。飒飒的北风,带来刺骨的寒意,催促着思妇要及早捣制寒衣。这两句自然凝炼,仅六个字,就勾勒出一幅凄凉黯淡的深夜景色画面。接着“万杵千砧捣欲穿”一句,写在这样的背景下,响起了思妇月下捣衣声,此起彼伏的砧杵声,急促沉重,厚厚的石板要被捣穿。“穿”字一语双关, 真实地表现了思妇捣衣思人、心碎肠断的凄楚。而这种以声传情的手法,不言情而情自见,从这震撼人心的杵声中,分明体会到思妇对征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其凄苦之情是不言而知的。月下捣衣,风送砧声这种境界,不仅思妇伤情,一般人也最易触动感情,因此也成为古典诗中常写的题材。庚信有“捣衣明月下,静夜秋风飘”;张若虚有“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李白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煜有“断续塞砧断续风,数声和月到帘栊”,都是描写这种情景,刻划这种境界,表现悲凉之情。
贺词虽似前人语中化出,但他落脚于刻划思妇形象,写她在风前月下捣衣,几乎把石板捣穿了,把心都捣碎了。写得比前人更为感人。
从写作构思上来讲,作者本可以拟想思妇的心理,细腻地代她们抒情。然而作者采取的却是描写她们捣衣的动作,从而折射出她们的心理状态。比起直接刻画心理活动来,这样同样深刻地表现了思妇们的痛苦与哀怨,而且更有一种如在眼前的决绝意味。
词的歇拍“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更是直接从思妇的内心世界,独辟蹊径地两相比较来写她相思的痛苦。因为相比之下,尽管在北风月下独自捣衣,本是够痛苦的了,但觉得那长夜不寐、寂寞无聊的痛苦滋味,就更加难熬难耐了,作者运用这样曲折的笔法,通过衬托对比,就更加突出了思妇难以言状的痛苦和对远方征人情意的深挚。
这首词继承了乐府诗、民间词的优良传统,清新流畅,含吐不露,意蕴深长。
此诗运用舒缓的韵律淡笔勾勒典型的景物形象,表达了作者的悲愤愁苦之情。前四句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后四句以抒情为主,托物寓意。全诗将作者惆怅与孤独的心情含蓄地贯注到景物形象之中,景中含情,笔致清婉,其画面之生动,传情之深远,耐人回味,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诗歌艺术造诣。
前四句以写景为主,但景中含情。这里晴川、落日、孤舟、归鸟和远行的人,组成一幅江晚送别图。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这两句是作者回忆了数年前因友人梁耿被贬谪远离时,在苕溪为之饯行的情景,他以送别时眼前的“清川”落笔。清川长长,与梁耿的去路一样,不知到那里才是终点?落日时分,孤舟在川,两人只得分手。“落日”预示暮色的将临,给人的联想是前途黑暗;“孤舟”所呈现的是凄凉无助,它标志着人生境遇的险恶;这两句将这凄凉的环境气氛和人的悲苦心情极好的衬托出来了。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携西。”这两句描写了别后情景,远处近处的归鸟,飞向平芜深处,渐渐没有踪影,入随着流水,各分携西。这里,设景有象征意义,鸟飞平芜,渐渐隐没,象喻梁耿远去;溪水携西流,象喻人之离别,景中有情。友人离别后的惜别怅惘的心情,都在离别的场景中透露出来。情含景中,情景交融,含蓄地抒写离情别绪,感人肺腑。
后四句以抒情为主,托物寓意。白云、明月、春草无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千里万里,白云迷蒙,这是梁耿远去贬所沿途云路漫漫的情景,也是他心路迷茫的真实写照。前溪后溪,明月朗照,这是诗人留在送别地望月思友的情景。也是诗人自己的感想。作者这里是说尽管与友人相隔“千里万里”之遥,但飘然浮动、连绵不断的白云却可传载友谊;在同样皎洁的月光照耀下,使人感到相距再远,也只是“前溪后溪”之隔。浓厚的友谊跨越了巨大的空间界限,以白云与月光为纽带,将其二人紧紧连在一起。此句写得深情而婉转,真切感人。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这句点明他此次远行的原因,远谪长沙,梁耿固然惆怅不已,诗人也感到惆帐,为他的远谪感叹不已。这里十分坦白地写出作者对友人遭贬的不平与愤慨。而作者自己,不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这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愤之语。“江潭芳草萋萋。”写出作者眼前景色。他驰骋的心绪回到现实中来,眼望无尽的芳革,倍感茫然凄凉,心中的愁苦也正如这春草一样延绵不断,杳无尽头。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