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这首诗是男的唱给女的听。
“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意思是:可爱哟,这是谁家的妇人?就着这河流洗她那白皙的脚。“素足”,这是极富刺激性的意象。古代妇女手足很少裸露,因此“素足”与“素手”、“皓腕”在古代诗文中常成为女性形体美的表征,成为引发男子性意识的触媒。南朝宋代一首民歌就这样写道:“揽裳踱,跣把丝织履,故交白足露”(《读曲歌》,大意为:撩起裙子在徘徊,赤脚手拿丝织鞋,有意教白足露出来)。后来李白也一再在诗中写道:“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越女词》其一)“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浣纱石上女》)还要提起的,谢灵运和李白描写的都是越女,而越女向被认为是少见的美、少见的白(杜甫《壮游》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同时越中的山水又是少见的秀异,越女在这样的江水中洗“素足”,该叫少年船工如何地神魂颠倒啊。
“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由素足的白联想到“明月”的明,然后又以明月代指洗足妇,明月高高出没于云间,是那样引人注目、撩人思绪,但可望不可即啊。“迢迢不可得”表现出了男子对女子爱慕却不可得的焦急心情。
上片开篇点题,重笔写春水。“波暖绿粼粼”三句,词人用绿波、归燕和苏堤三个景物,描绘了春日西湖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景象。随后,词人再用鱼没、流红和东风三个动态的意象,与前句相互应和,进一步描写春景。其中, “鱼没浪痕圆”一句写得生动传神,将鱼儿潜入水中时的轻盈姿态刻画得人木三分。流红引得鱼儿浮出水面,而燕子掠水则将鱼儿惊回水中,只留下阵阵涟漪和无力的春风。笔调轻松写意,描写细致传神。“荒桥断浦”两句承上启下,是全词的转折之笔。 “桥断”即写断桥,与前文的“苏堤”相应,再次点明地点是杭州西湖,一“荒”字与前文形成对比,转而写西湖之荒凉。“柳阴撑出扁舟小”一句则静中见动,反衬西湖此刻的寂静。结尾两句,词人化用谢灵运的典故为这样一幅春景增添了一抹虚幻的色彩。
下片写景之余重在抒情。起句词人写“空山”,悲凉之意转浓。“新绿乍生时”三句及“余情渺渺”两句,均为词人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词人看到“孤村路”,忆起旧时与一众友人到此游玩,大家在“茂林”中尽情“觞咏”,而今“茂林”变成了“孤村路”, “觞咏”的热闹也褪去成“悄”,只余下“情渺渺”。至此彻底反转上片轻松、优美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往昔的回忆和对“物是人非”的感叹。结尾两句,词人进一步抒发自己的哀叹,可见其当时心中愁绪之浓。
全词笔调细腻,绘景出彩,过渡自然。词人由优美的苏堤游至荒凉的断桥,感情也随之由欢快转为悲伤,情景交融,精妙绝伦。
本文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这篇文章记孟子游说宣王行仁政。说明人皆有不忍之心,为国君者,只要能发扬心中这种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难保民而王。文章通过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表现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了孟子善辩的性格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他的主张,首先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养家活口,安居乐业。然后再“礼义”来引导民众,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理想。这种主张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贫困,向往安定生活的愿望,表现了孟子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请命的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战国时期,由分裂趋向统一,战争难以避免。孟子往往笼统反对武力,显得脱离实际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张完全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显得过于天真、简单。孟子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却有很大距离,所以是行不通的。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少年中国说》开篇以驳斥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对“我中国”的侮辱性的称呼“老大帝国”入笔,引出梁启超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少年中国”。作家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心胸,抚今追昔,在历数唐虞郅治、秦汉雄杰、汉唐隆盛、康乾武功的基础上,笔锋顿挫,一转而至感慨万千:畴昔已随岁月流转为陈迹,“而今颓然老矣”!风雨飘摇、山河破碎、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民为待死之民。字里行间充满着痛心疾首的深沉焦虑与忧愁。随后,作家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指出造成国势衰微的根源——“中国老朽”,亦即制度的因袭、官员的守旧。进而,作家指出创造少年中国的力量在于“中国少年”——富有创新精神和爱国志向的一代民族新人。与此同时,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中国老朽与中国少年对于民族和时代的迥乎不同的责任心。在鲜明、冷峻的对照中,作家提出了“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以激昂饱满的诗人般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而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振奋民志、激动人心的画面: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因此,梁启超的“新文体”政论文往往以抒情之笔出政论之说。《少年中国说》通篇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看情感的奔流,纵横“诗”笔而成”文”。
从艺术上来说,《少年中国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其颠覆性地丰富了传统散文的意象体系。文章不仅用“夕照”、“瘠牛”、“秋柳”、“陨石”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对“老”作多侧面的展示,从而对清帝国的衰败萎顿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等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从而巧妙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更为广阔、丰富、鲜活、跃动的新世界。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