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徇私犯法,发配岭南,诗人心中的追悔、痛苦自不言而喻。加上本来他是颇受宠幸的,痛苦无疑更甚。所以,被贬途中,当他看到成群的大雁向北飞去,不禁睹物伤情,悲从中来。“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在这美好的春天,群雁北归,寻其自由安乐之所,而自己却要跨越千山万水,远赴万里之遥到那险恶湿热的南方瘴疠之地。其间旅途的坎坷,虫兽的侵袭,疾病的折磨,都要忍受。春雁北返,回到自己的乐园,乃随性而动;而自己作为万物之灵长,却沦落偏僻的异地,身不由己,无可奈何。首两句,由雁及人,在人雁对比中,那种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蓄其中。
末二句,“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紧扣归雁,进一层抒发内心的悲愤与痛悔。雁在北方安家落户,因此,古人称北飞的雁为归雁。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两句写人见归雁而自然生归家之情。诗人此时身处南中,凝望那阵阵北归的群雁,也不禁动了归乡这个念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们这些自由的大雁同返家园?古时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被贬谪南地的人往往凶多吉少,加之路途遥远艰辛,更是生死难料。此番南去,是生是死,实难卜知。盖一切都尚在冥冥之中也,因而作者那绝望的苦痛、负罪的悔恨以及深沉的身世之悲,都交织在这末二句上了。
诗中作者把无情的大雁当作可以告语的知己,向它们倾诉自己的情怀,情真意切,出语自然。这里表现了一个“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疲惫不堪的旅人,他踽踽独行,凝望那北归的群雁逐渐消失在远方,他的心也随之很沉很沉地堕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韦承庆不到一年便被召回,继续做官,兼修国史,颇受唐中宗称善,官至黄门侍郎而卒,可谓善终。大概从这次贬谪中,作者是吸取了某种人生的教训的,加强了个人品行的修养。宋之问有一首诗《题大庾岭北驿》,和这首诗比较相似,其前四句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在人雁对比中,写思家之情。但宋之问终未能从贬所归来,唐玄宗时竟被赐死。大概因为宋之问的人品太差,先谄事张易之,后有依附武三思,在知贡举时,竟然收取贿赂,且不知悔悟,遂引起时人的公愤,连皇帝也讨厌他,于是把他赐死了事。反映在诗歌里,韦承庆的贬谪思归之苦,更能博得后人的同情。末二句自然、真挚,脱口而出,毫无矫揉装束之态,深得后世诗论家的好评。
这首诗,通篇用叙述的笔调,语言直白、通俗,如话家常。短短二十字中,运用对比手法,把作者那深切的贬谪之痛,完满地表现了出来,自具动人的力量。
作者于乾道八年(1172)冬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次年春过此并填写了此词。
上片落笔先写清江水流风高浪急,赣江之水,滚滚东流,千古不变,巨大的波涛声如席卷地,翻腾的波浪又如涌起重叠的房屋,江水浩渺,无边无际,十丈高的危樯,也承受不了张开的帆腹。由于夜来春雨,水势增大,水位增高,风向刚定,便命击鼓开船。此时,风急浪高船快如飞,就如当年出使金国追想大禹业绩横渡黄河一样,令人振奋。顺风急驶,作者心情轻快。与客人痛饮船上,填词佐酒,意气洋洋,潇洒风流。但表面上的轻松难以掩饰他心中沉积的愤懑,览物之情带来的开怀,无法替代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的悲愤,作者只有借酒浇愁,以释胸中苦痛。
下片起首四句用祖逖击楫和刘备抚髀感叹的典故表达自己满腔爱国热情和收复失地的希望都已化为烟云的悲哀。因与朝廷政见不合,受到冷落外放为地方官,无法实现理想,他看透了一切,并表示不以此为意,不管把自己放到南方或北方,不管能否建功立业,一切都无所谓,不在乎,唯有与友人举杯同饮,才最为快乐。以下写他的豪纵行为,吃着新鲜的菜蔬美味,听着美妙的音乐,何等的惬怀。此时此刻他感到,人间还有什么事情比把酒尊前、开怀畅饮更令人高兴呢?作者这些话看似旷达不羁,实则悲恸难抑,他把报国无路和理想成空的失意都化作一腔激愤,貌似豪爽,实为悲哀。全篇用典丰富而贴切自然,写景壮阔,情感激荡。
这首诗是作者病愈后登快哉亭有感之作。首联以鸣蝉起兴,点明乡愁的主旨。以蝉之“得意”反衬自己的失意。颔联写诗人梦后倚楼。颈联是这首诗的精华,富有情韵,从忆想回到现实,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尾联即景抒情,写作者自己辜负了故乡亲友赏菊之约虽然令人伤怀,让秋风吹白了霜鬓,满是“白发生头未得归”的惆怅。
诗一开首以雨后蝉鸣起兴。秋高气爽,雨过天晴,再加病愈登亭,十分畅快。连枝上的蝉也仿佛有所领略而在欢快地鸣叫。“得意”二字,既写出了蝉鸣的神态,又微露了诗人的歆羡之情:蝉之踌躇满志,正是因为它既得时、又得地。言下已隐含人不如蝉的况味。
二句由“听”转向“见”:秋雨新洗,值此黄昏之际,行人渐少,尘土不扬,那通往故乡的道路显得分外清晰。这一句在眺望中透露出诗人的心事:怀乡情重,思归心切,不曾有一日忘怀。平日里世事纷扰,或可抑制一时,一旦除去世务的羁绊,那潜在的意念又会立即浮现。当此病后偷闲、偶尔登临送目之际,思归之念便又油然而起。
三四两句极写归思之深、之切。病后的频频把盏,不是为消渴解馋,实因乡愁太深、太重,挥之不去,斥之又来,不得不借助酒力排遣。这里字面上只写了病后,却透露出病前和病中的消息。病前早已借酒浇愁,病中被迫停饮;仿佛欠了的债要加倍偿还,故病后愈是贪杯,愈可见病中难以消停的情状。杜甫《登高》诗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也是写以多病之身,深以停杯戒酒为恨。贺铸当时患有肺病,又滞留他乡,遭遇和杜甫相似。可见使诗人最受煎熬的是怀乡病,所饮之酒,实在是满含辛酸强咽下的苦酒。百病之中,唯心病难治。清醒时固然为其所苦,即在睡梦中也不曾解脱。这里字面上只写了梦后,实则暗示出曾有无数次的思乡梦。梦中可以千里回乡,则梦醒后愈是归思难忍,正如汉乐府《悲歌》所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这天长日久郁积的乡愁,这梦中犹且萦绕的归思,俱化为一含情凝睇之人,呼之欲出。至此,诗人的登临之意,已神气毕现了。
下两句又从忆想回到现实。鸦投古刹,是黄昏时万物栖息的典型景象;而落日斜晖,又隐隐约约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晚唐的温庭筠即多以夕照飞鸦写此情调,如“鸦背夕阳多”(《春日野行》),如“出寺马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开圣寺》)等。贺铸或有所取法。天色向暮,自然界的飞禽均有所托,而人的归宿却不知在何处。暮霭之中,唯见远去的道路渐渐隐没在一片凄迷的草色之中。
第六句系从白居易的诗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化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用行道上“更行更远还生”的草色喻示思念之殷切;不同之处则是白居易着眼于枯而复荣的春草,借喻别情之“满”、之盛;贺铸这里写的却是荣而复枯的秋草,其中暗寓失意之恨。诗人于怀乡思乡之中,又寄托了自己落拓不遇的身世之感,遂使全诗的思致更见深入、意蕴更见丰厚。
一年一度的秋风,最能动人归兴,诗人此时滞留他乡,无计归去。眼见得梦想成空,徒然催人早生华发而已。“秋风发上生”几字,用语生新奇警,不落陈腐。唐代李贺诗说:“秋野明,秋风白。”秋风和白色始相钩连,至苏轼又用“霜风”形容须发皆白,如“白头萧散满霜风”、“白须萧散满霜风”等。贺铸点化成句,自铸新词。这里不仅意指鬓发的斑白,而且秋风萧萧,又给人以冷的感觉。因此这一新奇的用语,也便暗示着作者凄冷的情怀。贺铸多病早衰,又因喜谈世事,每忤权贵,屡受排抑,悒郁难平。他在徐州任上曾多次吐露了这种幽冷不平的情怀,如“我已困摧辱,壮心如湿灰”(《寄杜仲观》)、“三年官局冷如水,炙手权门我未能”(《留别张白雪谋父》),这些都可作为这首诗的注脚。
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颇具匠心。诗中写景和抒情的内容参差穿插,跌宕回旋,用笔极为灵动。如首三句用写景起兴之后,颔联忽然宕开去作一追叙,紧接着又用“梦后倚楼”一笔挽回。颈联再次写景,因为前几句已提供了一定的心理背景,故这里的景都具有了以物象作比喻的性质。末两句直抒胸臆,立一篇之警策。全诗以得意的蝉鸣兴起,又以作者落寞感伤的情怀作结,在鲜明的比照中突出了诗人既不得其时,又不得其所的深沉感概。《四库总目提要》称贺铸诗“工致修洁,时有逸气”,由此可见一斑。
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