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此诗描写了诗人舟行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情景:前两句用铺叙的方法,描写天门山的雄奇壮观和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后两句描绘出从两岸青山夹缝中望过去的远景。全诗通过对天门山景象的描述,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
“浪动灌婴井,寻阳江上风。”借用铺叙的方法,描写鄱阳湖的水翻如涛、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诗中描写了鄱阳湖和庐山的雄奇壮丽景象,境界开阔,想象丰富。
“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以形象的比喻写开船进入明亮如镜、水天一色的鄱阳湖的情景,尤为生动。所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过小孤山大孤山》中说:“泛彭蠡口,四望无际,乃知太白‘开帆入天镜’之句为妙。”此诗篇末在畅叙游兴之中流露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言简而意深。
“落景转疏雨,睛云散远空。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描绘出一幅夕阳坠落、稀疏雨洒、睛云飘散的美景。
“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借用远月悬空、彩虹消失的景象,暗寓诗人佳兴勃发,清赏无穷,夜幕不知不觉般如期降临。
“相思俱对此,举目与君同。”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思忆远方的友人,想像力超凡脱俗,宛如友人也正举目思忆诗人,在语段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照应了题目,有升华主题深化主旨的作用。
全诗十二句,可分三段。第一段是前四句,写自己在风浪中开帆入湖,气势豪迈。第二段为中间六句,写湖上风光。本来落霞照湖面,水天共影,十分好看;忽而又下起了雨,不久又云散虹出,罩在庐山顶上,景象更为壮观。诗人佳兴勃发,清赏无穷,不觉月上中天,彩虹早已消失了。诗人情随景迁,写得错落有致。最后两句是第三段,清赏之余,不禁想起好友。如此良宵,友人也正举目思念诗人。正是如此,照应了题目,又留下了余味。
晏几道由于“不受世之轻重”,“遂陆沉下位,无效国之机缘,只好流连歌酒而自遣,成为古之伤心人。” 他的词作,大多工于言情,颇得后人称颂。其词惆怅感伤的基调、超乎寻常的艺术技巧,具有永不消退的艺术魅力,即以此词而论,就颇能打动读者,给人以美的享受。昔日欢情易逝,当日幽怀难抒,来日重逢无期,往复低徊,沉郁悲凉,都在这首抒写离情别绪的怀旧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开篇忆昔,写往日醉别西楼,醒后却浑然不记。这似乎是追忆往日某一幕具体的醉别,又像是泛指所有的前欢旧梦,实虚莫辨,笔意殊妙。二、三句用春梦、秋云作比喻,抒发聚散离合不常之感。春梦旖旎温馨而虚幻短暂,秋云高洁明净而缥缈易逝,用它们来象征美好而不久长的情事,最为真切形象而动人遐想。
“聚散”偏义于“散”,与上句“醉别”相应,再缀以“真容易”三字,好景轻易便散的感慨便显得非常强烈。这里的聚散之感,似主要指爱情方面,但与此相关的生活情事,以至整个往昔繁华生活,也自然包括内。
上片最后两句,转写眼前实境。斜月已低至半窗,夜已经深了,由于追忆前尘,感叹聚散,却仍然不能入睡,而床前的画屏却烛光照映下悠闲平静的展示着吴山的青翠之色。这一句似闲实质,正是传达心境的妙笔。心情不静、辗转难寐的人看来,那画屏上的景色似乎显得特别平静悠闲,这“闲”字正从反面透露了他的郁闷伤感。
过片三句承上“醉别”、“衣上酒痕”,是西楼欢宴时留下的印迹:“诗里字”,是筵席上题写的词章。它们原是欢游生活的表征,只是此时旧侣已风流云散,回视旧欢陈迹,翻引起无限凄凉意绪。前面讲到“醒不记”,这“衣上酒痕诗里字”却触发他对旧日欢乐生活的记忆。至此,可知词人的聚散离合之感和中宵辗转不寐之情由何而生了。
结拍两句,直承“凄凉意”而加以渲染。人的凄凉,似乎感染了红烛。它虽然同情词人,却又自伤无计消除其凄凉,只好寒寂的永夜里空自替人长洒同情之泪了。
此词为离别感忆之作,但却更广泛地慨叹于过去欢情之易逝,此时孤怀之难遣,将来重会之无期,所以情调比其他一些伤别之作,更加低徊往复,沉郁悲凉。词境含蓄蕴藉,情意深长。全词充满无可排遣的惆怅和悲凉心绪。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从红烛无法留人、为惜别而流泪,反映出自己别后的凄凉心境,结构新颖,词情感人,很能代表小山词的风格。
在这篇文章中,袁枚表达了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类似的思想: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在表述这种思想的同时,袁枚又显示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人都有欲望,但在教人做假人、说假话的传统社会中,人欲被看作是一种罪恶,所以几乎无人敢披露自己真实的心灵欲求。袁枚的真诚和坦率在于,他老实地说出了自己种种生理和心理的追求:袁子好味,好色,好游,好友,好宫室花石、古玩等等。他还敢于说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人生体验:当血气旺盛的时候,美丽的女色格外迷人;当腹中饥饿的时候,吃东西格外香;交朋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出游宜在风和日暖的时节,“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否则很难充分领略个中滋味。
除上述欲望之外,袁枚又明确表示自己好读书,并认为这是更高层次的爱好和追求。如果说声色、饮食、交游等等爱好都受到生理、心理和外在环境种种限制的话,对书的爱好则是在人生旅程的任何时候都是适宜的。书海无涯,求知欲永难满足,因此袁枚认为自己对书的爱好实在超胜于其他的欲求。然而,袁枚又强调,对于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并不排斥其他的各种欲望,并明确指出,那种标榜自己只追求精神价值而没有物质欲望的人是虚伪的。物质的追求与精神的追求可以统一起来,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中并行而不悖。物质的欲望有尽,而精神的欲望无涯,到最后血气既衰、交游散尽,也就只剩下爱书这一种爱好了。所以袁枚说:“余之他好从同,而好书从独,则以所好归书也固宜。”他担忧这一最后的爱好也将随生命的消亡而失去,所以格外珍视,以“所好轩”来作为他藏书楼的名字。
袁枚的散文最大特点是不拘一格。从标题上说,这篇文章应当是记其轩,但袁枚不记其轩而在轩名“所好”上发挥。全文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作者先谈自己喜欢书,次谈书与别的玩好器物的不同之处,说明书值得爱;也表明了自己怎么样爱书;最后才点名为什么只把书轩取名为“所好”。从这篇散文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真率无邪的活生生的人对生命的自我表白,感受到的是在封建禁欲主义统治下古老社会中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
此诗为五言古体,全篇十六句可分四段,每段四句。用入声质韵,一韵到底。四段的首句,皆用平声字作结,在音调上有振音激响的作用。虽是一首五言古诗,但在结构层次上是非常严整的。
首段“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四句突出峨眉山在蜀中尤为名胜,无与伦比,为登览游山,伏下线索。接着写初到名山、亲历奇景。“周流”说登览游赏当遍及峨眉古迹名区。“试登览”即初次登临。“绝怪”指峨眉山岩壑幽深,群峰险怪,阴晴变化,景象万千。“安可悉”极言峨眉山深邃,林泉胜迹,难以尽觅。
第二段首二句“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具体写峨眉山之高峻磅礴,秀丽无俦,奇光异彩,分列杂陈。让人感到一登峨眉山,顿入清境,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后二句“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进一步写登山以后的感受。言登临峨眉山,沉浸于丹霞翠霭之间,心与天和,似能参天地之奥秘,赏宇宙之奇观,得到了仙家的锦囊之术。
第三段“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接着描述诗人在这样的山光掩映,云霞飘拂的景象下面,欢快无极。弄琼箫于云霄,响彻群峰;弹宝瑟于石上,声动林泉。怡情于物外,乃得偿平生之夙愿。“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说明诗人早已绝情荣利,不慕纷华,在漫游峨眉,饱览山光之际,快慰平生,欢情已偿。
末段前二句“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云烟万态,晴光霞影,呈于眉睫之前,大略指峨眉山顶的“佛光奇景”。在晴光的折射之下,人影呈现于云影光环之间,不禁有羽化登仙之感,尘世百虑因而涤尽。末二句“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骑羊子”,指峨眉山传说中的仙人葛由,传说他骑着自己刻的木羊入山成仙。诗人说:假如得遇骑羊子葛由,亦当与之携手仙去,上凌白日,辞谢人间。
陆文华《诗酒李太白》中说,此诗极写峨眉之雄奇无匹,真令人有人间仙境之感,这就难怪诗人会飘飘然有出世之思了。他甚至幻想能遇到仙人葛由,跟着他登上绝顶,得到成仙。当然,当时的李白实际上并不想出世,他有着远大的抱负,正想干一番经国济世的大业,峨眉奇景只是暂时淡化了他的现实功利心。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名山之游对李白超功利审美情趣的形成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
此诗写寻仙访道,虽然是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更多的则是李白追求纯真善美,反对虚伪丑恶的表现。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