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俚俗之作，通篇借“风”与“船”这两件事物铺开。
上片主要写“风”，顺而及“船”。劈头两句就是“无理而有情”的大白话：“好恨这风儿，催俺分离！”其实，催他与恋人分别的并不真是风，然而他却怪罪于风，这不过是他“怨归去得疾”（《西厢记》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时的唱辞中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正如睡不着却怪枕头歪那样，这种“正理歪说”的风趣话中其实包含着难以言传的离别之痛。以下三句便紧接“风儿”而来，越加显得波峭有趣：“船儿吹得去如飞，因甚眉儿吹不展？叵耐风儿！”它所埋怨的仍是这个“该死”的“风儿”，不过语意更有所发展。意谓：既然你能把船儿吹得像张了翅膀一样飞去，那你又为什么不把我的眉结吹散（侧面交代作者的愁颜不展、双眉打结），真是“可恨可恶”（“叵耐”本指“不可耐”之义，这里含有“可恨”之意）透顶！眉心打结，本是词人自己的心境使然。俗语云：“心病还须心药医”。词人不言自己无法解脱离别的苦恼，却恨起风马牛不相及的“风儿”来，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语”和“奇想”，亦极言其“怨天尤人”的烦恼之深矣。人的感情，每到那种极深的境界时，往往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变态。石孝友的这些词句，便故意地利用这种“变态心理”来表现自己被深浓的离愁所折磨扭曲了的心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下片则索性从船儿写起。“不是这船儿，载起相思？”这是第一层意思。意谓：若不是偌大一个船儿，自己这一腔相思怎能装得下、载得起？“相思”本无“重量”可言，这里便用形象化的方法把它夸张为巨石一般的东西。说只有船儿才能把它载起，则“相思”之“重”、之“巨”不言自明。在“感谢”船儿帮他载起相思之情之后，作者又“得寸进尺”地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船儿若念我孤恓？载取人人篷底睡”。意谓：“救人须救彻”，你既然帮我载负了相思之情，那就索性把好事做到底吧！——因此，你若真念我孤寂烦恼得慌，何不把那个人儿（她）也一起带来与我共眠在一个船篷下呢？但这件事儿光靠“船儿”还不行，那就又要转而乞求“风神”——请它刮起一阵怪风，把她从远处的岸边飞载到这儿来吧。如是，则不胜“感谢”矣，故曰：“感谢风儿”！
众所周知，常见的文人词在描写离情别绪时，特别喜欢用“灞桥烟柳”、“长亭芳草”、“绣阁轻抛”、“浪萍难驻”之类的华丽词藻。即如石孝友自己，也写过“立马垂杨官渡，一寸柔肠万缕。回首碧云迷洞府，杜鹃啼日暮”（《谒金门》）之类的“雅词”。然而此首《浪淘沙》却一反文人词常见的面貌，出之以通俗、风趣、幽默、诙谐的风格，却又并不妨碍它抒情之“真”、之“深”，故而可称是首别具“谐趣”和“俗味”的佳作。在读惯了那些浓艳得发腻的离别词后，读一读这首颇有民歌风味的通俗词，真有点像吃惯了鱼腥虾蟹之后尝到山果野蔌那样，很富有些新鲜的感觉。
全词通过先是怨风、责风，次是谢船、赞船，再是央船、求风，最后又谢风、颂风，曲折而生动地展示了词人在离别途中的复杂心境：先言乍别时“愁一箭风快”（周邦彦《兰陵王》）的痛楚，次言离途中“黛蛾长敛（这里则换了男性的双眉而已），任是春风吹不展”的愁闷，最后则突发奇想地写他希冀与恋人风雨同舟的渴望。这三层心思，前二层是前人早就写过的，但石孝友又加以写法上的变化，而第三层则可谓是他的“创造”。这种大胆而奇特的幻想，恐怕与他接受民间词的影响有关。比如敦煌词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象，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又如“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一首送友人赴任的词。
片头三句，直写陈舍人赴襄阳上任。值得注意的是，把“跨征鞍，横战槊”放在开头，醒目突出。用以形容陈舍人，不难看出这是一副“横槊立马”的出征形象。尤其两句中各用“征”、“战”分别形容“鞍”和“槊”，制造了十分强烈的战斗气氛。这是因为陈舍人所去的襄州，即今湖北襄樊市，宋时为襄阳府，在当时临近宋、金边界。陈舍人赴襄阳任，就带有上前线出征的意味。这也是作者对友人的鼓励和祝愿。因此，接下二句预祝对方在秋高气爽、草长马肥之时驰骋疆场，打击敌人。看来陈舍人动身是在秋天，所以作者才这样祝愿、鼓励他。“蹴踏”，是踩踏的意思。这把陈舍人驰骋疆场的英姿描会得十分鲜明、突出。“芙蓉”二句，进一步说明陈舍人赴襄州上任，及作者鼓他的原因，就是敌人骚扰，边塞吃紧。据《宋史纪事本末》载：宋宁宗嘉定十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五月，侵扰襄阳、枣阳。这里用“芙蓉未折”点明时间。夏日五、六月间，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故说“未折”。“笛声”，指军营中号角之类的声音，借指发生战争。如同说“战争打响了”。“塞云”就是“战云”，指战争的局势。“塞云”是不会愁的，这里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战局的紧张，敌人骚扰带来的危急。结二句与开头呼应，用直接语气，鼓励陈舍人：国家危难之际，正是男儿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好时机。
下片头四个三字短句，叙写襄阳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这四句，一方面表明襄阳是大有作为的去处，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一方面表明那已成为历史陈迹。庞统、诸葛亮久已去世，尸骨已朽；蛟渚、鹿门等遗迹也已破败衰颓，不似当年了。对四位历史人物的写法，前两人直写名字，后两人以遗迹指代，笔法错杂多变。“阅人物”二句,轻轻一结。“阅”，是数、计算，带有归结的意思。总之，历史人物已成为过去，象水泡一样地消逝了。言外之意：现在就要靠你大显身手了。“棋头”二句，遥接上片“芙蓉未折”二句，是说既是战争已开始，那就要有高明的招数，去对付敌人，使之不得乱动。“棋头”，有双重意思，一即“旗头”，旗的顶端，队前掌旗的人，借指军队；一指弈棋，也就是指战事。“高著”，意为高明的招数。“棋高一着，缚手缚脚”，本指棋艺而言，后用以比喻技高一等，使对方不能施展本领。结句，语重心长，谆谆叮嘱：不要学那些靠巧言利舌爬上高位的人。言外之意，讽刺那些鼓吹和议、苟且偷安者。“广长舌”，巧言利舌，语出《诗.大雅.瞻卬》：“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实际上剥开神话的外衣，我们发现共工和祝融都说是两个部落，共工氏部落负责水文地理和治理水利，而祝融氏负责火事管理。由于炎皇神农时期地球处于冰河时期，那时水灾不明显。到了颛顼大禹期间，冰河期已经过去，气候变热，冰川消融，大地开始不断发大水，而有经常暴雨不断。作为负责水事管理的共工氏，首领颛顼认为是共工氏的责任，因此把滔天不断的洪水怪于共工氏，便下令诛杀共工氏，这边有战争的可能。然而杀了共工，水患依然不断，到了尧帝继位，水患依然不断，大雨依旧经常下个不停，于是乎尧帝也下令继续追杀共工氏族之人，而祝融氏正是追杀共工氏的执行者。杀戮再继续，暴雨和洪水依旧不停止。
大禹的父亲鲧被尧帝派去治理水患，修堤堵水九年未果，被杀。公元前4128年舜帝即位，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彻底诛杀共工氏族之人。
禹改变了治水方法，运用准绳和规矩，带领族人凿开了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挖通了九条河，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禹常年脚长年泡在水里连脚跟都烂了，只能拄着棍子走。
禹在涂山遇到一个名叫女娇的姑娘，两人相互十分爱慕，便成了亲。禹新婚仅仅四天，还来不及照顾妻子，便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大禹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水患的治水英雄。对于这故事，一些人认为就是大洪水大劫难时期，更因为这西元前4000年的人类历史基本是一个空白。《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年代或重大的具体事件，也就认为现代人类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然而一些考古研究，却发现了“史前”文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无法解释。而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这三皇五帝的故事都是十分混乱零散的，要找出具体年代，真的很难。
第三次，大禹治水经过家门，适逢女娇生子，邻居告诉大禹，劝他回家探望妻儿，大禹说：“治水要抢时间，无法分心。”邻居说：“您不能回去看望妻儿，也应给独生子命个名字呀！”大禹在匆忙说就命名为“启”，意思是说”治水启行“。如此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归来时他的儿子已经十多岁了，女娇也成为一位中年妇人了。此外，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相传古时嵩山一代洪水滔天，土地淹没，许多生命被夺走，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大禹之妻涂山氏为支持大禹治水，也一同来到嵩山，就住在太山脚下，每天给大禹缝衣送饭。顾不得回家，到了吃饭时分，便击鼓为号，由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前来送饭，此事感动了上苍，玉帝便出手相助，让大禹在开山凿渠时变成一头力大无比的黑熊，滔滔江水乖乖听从大禹安排，但大禹始终没有把变熊的事情告诉妻子。大禹对涂山氏说："当你听到击鼓声，就给我送饭"。这就是闻鼓饷夫的故事。大禹为了尽快开山间通道，就变成了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石，忙碌不停。
一天，大禹开山迸石误触皮鼓，涂山氏闻声前来送饭，不见大禹却见到了一头威猛的黑熊，又惊又急，扭头便往东奔跑。大禹急忙去追，到快要追上时，涂山氏却化成了一块大石头。面对急匆匆赶到的大禹，涂山氏明白了一切，悲喜交集，但却已无法回答大禹的千呼万唤。只听一声巨响，巨石的北部裂开了，生出了一个婴儿。原来是涂山氏焦急万分，愁肠百转，迸破了肚子，把十月怀胎的儿子留给了大禹，也把无限的眷恋和思念留给了大禹，这个婴儿便是夏代的第二代君主夏启。
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嚣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衬，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叭“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忧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