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首一句追述了承平岁月中的胜景清游。词人用射猎西苑,走马东郊,来概括往日与狂朋怪侣俊游的盛况,既是用典,又是纪实,笔力遒劲,具足声容。接下来,以一个去声的“对”字领“葱葱”两句,展示出一幅生机活泼、热气腾腾的广阔背景。
这是故意设计的顿挫之笔,不肯教“射麋”、“走马”的俊迈之气一下发露太过。后又用“好景”两句挺接发端之意,然而却只点到为止,不作过多的渲染。经过一番蓄势,然后以一个“向”字领出了“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三句妙语来。这一气呵出的三句,真把这位骏马貂裘的青年公子的狂游盛况写到了极致。
下片,词意陡转,大起大落,与前片形成鲜明的反差。过片三句,写金兵南下之时,词人被迫避难南荒,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流离道路已极不堪,寄食豪门,仰人鼻息,痛苦又更甚一层。一个“强”字包含了其间种种酸辛,是一个倔强者无可奈何的喟叹。沦亡的痛苦,把当年的意气公子从风月留连的醉梦中惊醒。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诗人一样,也要为民族的振兴呐喊搏斗。然而那个君孱臣佞的小朝廷里,他的满腔热情,根本不被置理。“空漫说、螭蟠龙卧,谁取封侯”就是这种内心痛苦的披露,意谓:莫说有卧龙的才具,也无法建树封侯的功业。这是报国有心,请缨无路的英雄的悲叹,语气沉重,充满失望的痛苦。
接下来“塞雁”、“蛮江”二句,可以抒写了郁结于胸的故国之苦思。塞雁比人更幸福,它可以不受人间兵戈的阻隔,年年春天结阵北去:“蛮江”也是自由的,它可以日夜不止地依旧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唯有自己这个天涯的羁客,却不能重返故园了。这几句融情入景无情景物,并惹哀愁,写得真切感人。歇拍三句,更进一层,把悲哀推到了极点。先说此身已老,北归无望,接着运笔虚际,翻腾出一个心魂入梦重返家山的结局,然而以梦境的欢愉来衬托实境的悲惋,益觉加倍的悲哀了。与篇首相绾合,结构谨严,语极沉痛,几入化境。
首联“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写的是凌晨部队出发的场景:雾气弥漫,北风萧萧,偶尔传来马的阵阵嘶鸣,给人以苍凉宏大之感。这两句写部队凌晨出发。马匹在行进中,是顾不上叫的。而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或突然停下来时,则会发出习惯性的嘶鸣。例如“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别友人》)、“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李白《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琊》)、“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王维《从军行》),便是这种情形。这首诗写马不写人,是因为大雾弥天,一切都笼罩在浓雾中。写马,是因为听得见马嘶,不写人,是因为征人保持着肃静。雾作为一种物候,其特点是弥漫性,诗人用“琼宇”这个词来形容雾晨,可见当天的雾很大。“征马嘶北风”,容易使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的“胡马依北风”,原句有禽兽亦恋故土的意思。这也比较符合人们离开一个驻地,哪怕是暂住地的时候的心情。何况每到一地,老乡都会给自己的部队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临去时难免依依不舍。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两句写张冠道中行军的情形。“露湿”、“霜笼”是互文,兼管上下句。《诗·秦风·蒹葭》有“白露为霜”的名句,所以诗中“霜”、“露”往往连带出现,这里偏重于霜。由于雾天霜重,空气潮湿,尽管部队在通过,道上却不起尘埃,树林里也听不见寒鸦的叫声。特别提到“鸦不惊”,是因为作者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习惯了早行中听见鸦叫,在月夜尤其如此。骤然听不见鸦叫,反而使征人感觉异样。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两句写到官兵的感受和形容,突出的感觉是寒冷。“戎衣”即军装。古代军人穿铠甲,唐代诗人岑参写白雪的奇寒,有“都护铁衣冷难着”之句。解放军的军装是棉布制作的,比“铁衣”或“铁甲”保暖性好一些。然而由于太冷,感觉上却接近,故云“犹铁甲”。紧接着以一个精彩的细节来表现天气的寒冷,那就是官兵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银白的冰粒。写出这样的细节,就使人感到冷得新鲜,寒得有趣,流露出一种乐观的精神。这些诗句颇使人联想到岑参笔下的“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及“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环境的艰苦,同时就突出官兵的不怕艰苦。
后两句是抒情。“踟蹰张冠道”对前六句是收束,描写行军,却用“踟蹰”二字,这是耐人寻味的。“踟蹰”,在词典中的释义是犹豫、徘徊的样子,这表明在张冠道上的行军不是急行军而是慢行军。为什么会慢行军呢?这就必须提到毛泽东的“蘑菇”战术了。毛泽东撤出延安后曾发电报给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确定西北战场作战方针为“蘑菇”战术——“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踟蹰”就是“蘑菇”。“蘑菇”是老百姓的语言,就是磨蹭,磨磨叽叽,消耗,牵制。不过,“踟蹰”还有一读,就是“踌躇”——不是踟蹰不前,而是踌躇满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怎能不踌躇满志呢。
张冠道的这段路,让诗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塞上风光。天气的恶劣、敌人的追剿都难不倒众志成城的将士,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写出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充分体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
此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六句是第一部分。两位驾车的少年(由歌者所扮),在长安的狭窄小路上迎面而遇。路实在太窄了,谁也过不去,于是他俩就干脆停下车,攀起话来了。素不相识,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好谈。于是就面对酒宴上的主人夸起他家的声势显赫和无比豪富来。“君家”即“你的主人家”,“你的主人家是那么容易让人知道,知道后又是那么难以忘却”——这两句巧妙的恭维话,自然让坐在那里听歌的主人满心欢喜。这一部分可以算是引子,往下十八句,是第二部分。两位少年一唱一和,争着夸说主人家的种种富贵之状。“您家外部是黄金为门,内里是白玉为堂。”一金一玉,其建筑之富丽堂皇可知。“您家中是樽中酒常满,座上客常有,待客时,还有产于邯郸的美丽歌伎供驱遣献歌献舞。此时庭中桂树正在飘香,堂内华灯煌煌,照得通室明亮。”有酒有客,有美女有华灯,其权势地位、荣乐享受可知。以家僮身份出现的少年则说:“我家乃官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别人不提,就说老二吧,他在朝中做侍郎,每当休沐日回家,一路上好不气派,马笼头全是黄金为饰,道路生光;路旁观者如云,啧啧赞叹,挤满路旁。”有正面写,有侧面写,其显赫之势可知。再说到家情况:进得家门,左顾右盼,只见庭前池中一大群鸳鸯,双双对对排列成行;又闻家中所养白鹤,于东西厢发出噰噰鸣声。它们都在欢迎主人的归来。有禽则有池,其庭院之广大可知。这一段,分四层对这一豪富之家的富贵、气派、享受极意铺排渲染,以见其不同寻常,从而与上文“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的话相照应,以见言之不虚。至此,这位豪富在长安城中的权势、地位是如何,便不言而喻了。“大妇织绮罗”六句是第三部分,写家中三妇所为。“我主人家中三子各有一妇,大妇、中妇长于织作,能织绫罗绸缎。小妇另有所长,一到全家团聚之日,便以鼓瑟来为全家助兴。”“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二句有双重含义,一是承小妇挟瑟说,是转述小妇语:“请公公高堂安坐(当然也包括家中其他成员),听我奏一曲。”这层意思显得亲切风趣,气氛活跃。二是借此语兼而表白歌者自己奏曲献歌的心愿。丈人,从前一层意思说,是称公公,从后一层意思说,是尊称主人。这一段写三妇之所为,以见这一豪富之家的家礼家风和家庭之乐,同时也暗示媳妇们能有如此才能,把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则家中其他人员的才干,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六句,后代诗人多敷衍其诗意,形成了《三妇艳》等一系列新的乐府诗。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对那位主人家的富贵享乐作铺排渲染,写得气氛热烈、生动夸张,笔法犹如汉代大赋,尽管没有佳句妙语,但其气势也足以打动和感染读者。这种玉堂金马的重叠堆积,正是汉代国力强盛的折光反映;而这种层层铺排、极力渲染的笔法,使诗歌充满着力度和厚度,这也正是汉代民族力量浑厚、民族精神旺健的反映,从中读者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汉代被称为封建社会之“盛世”是信然不诬的。这,就是此诗所具有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和《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乐府诗一样,都是后人了解汉代社会真貌的不可缺少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