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三国时候的名士祢衡有一篇《鹦鹉赋》,是托物言志之作。祢衡为人恃才傲物,先后得罪过曹操与刘表,到处不被容纳,最后又被遣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在一次宴会上即席赋篇,假借鹦鹉以抒述自己托身事人的遭遇和忧谗畏讥的心理。罗隐的这首诗,命意亦相类似。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诗人在江南见到的这头鹦鹉,已被人剪了翅膀,关进雕花的笼子里,所以用上面两句话来安慰它:且莫感叹自己被拘囚的命运,这个地方毕竟比你的老家要暖和多了。话虽这么说,“莫恨”其实是有“恨”,所以细心人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尽管现在不愁温饱,而不能奋翅高飞,终不免叫人感到遗憾。罗隐生当唐末纷乱时世,虽然怀有匡时救世的抱负,但屡试不第,流浪大半辈子,无所遇合,到五十五岁那年投奔割据江浙一带的钱镠,才算有了安身之地。他这时的处境,跟这头笼中鹦鹉颇有某些相似。这两句诗分明写他那种自嘲而又自解的矛盾心理。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的特点是善于学人言语,后面两句诗就抓住这点加以生发。诗人以告诫的口吻对鹦鹉说:你还是不要说话过于明白吧,明白的话你出去就更难了!这里含蓄的意思是:语言不慎,足以招祸;为求免祸,必须慎言。当然,鹦鹉本身是无所谓出语招祸的,显然又是作者的自我比况。据传罗隐在江东很受钱镠礼遇。但祢衡当年也曾受过恩宠,而最终仍因忤触黄祖被杀。何况罗隐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养成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好为讥刺的习气,一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对钱谬产生某种疑惧心理,完全是可理解的。
这首咏物诗,不同于一般的比兴托物,而是借用向鹦鹉说话的形式来吐露自己的心曲,劝鹦鹉实是劝自己,劝自己实是抒泄自己内心的悲慨,淡淡说来,却意味深长。
词人看到《华山图》中的华山巍峨屹立,瑰奇险峻,雄峙于北方大地,不禁浮想联翩,热血沸腾。宋室丧国之耻,山河破碎之悲,顿时涌上心头,题写了本篇。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上片简练概括地写出了北宋所遭受的丧权辱国的大事。“中原”二句,写1141年(绍兴十一年)12月,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谗言,同意求和,与金商定割让京西唐、邓二州及陕西南、秦二州之半给金,双方以大散关为界。陕西大部沦于敌手,仅余四州,华山亦蒙胡尘。这是使三川(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伊、洛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一带)震动的奇耻大辱。结果自古以来作为三秦地区天然屏障的雄关险岭就失去作用,无异于化为灰烬,“关辅”一句即是指此。“泪尽两河”二句,指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攻陷南宋两河地区(河北、河东)一事,曾为保卫这一带浴血奋战的抗金志士莫不痛哭流涕,这又是一件令人悲愤不已的奇耻大辱。把恢复、中兴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词人当然更是痛彻心肺。
下片抒发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投降派当权,残酷迫害和打击主战派,词人也屡遭排挤,闲置在家,岁月蹉跎,青丝成霜。昔日的英雄,壮志消磨,而收复大业,仍然无人过问,沦于敌手的千仞华山,依然难以回归。词人看到华山图,怎能不满腔激愤呢?
全篇抒发了词人对宋室沦亡的悲叹和对收复失地的企盼,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麻木不仁的气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献身的报国激情,是豪放词中的一支奇葩。
这首词写思妇幽怨。上片首先泛写晚春景色,细雨如丝,濛濛洒洒,晓莺啼鸣,倍添幽寂清冷之感。在此暮春环境中,接下来三句写人物形象,“人似玉”写美人如玉,温润秀洁;“柳如眉”写女子柳眉弯弯,娇柔婉媚,这句既写了春柳,又写了人面,把春景与人面自然地结合起来;“正相思”,表现了在暮春环境中人物的活动,由对女子外貌的描写深入到内心世界。
下片转入具体刻画,都与上片相应。帘幕初卷,美人初起,与“晓莺”相应;晓妆对镜,如花一枝,与“人似玉”相应,揭示女子自怜自伤的复杂感受;“肠断”二句,明显女子所思的塞外征人,实写女子由相思而失望,乃至悲怆的心境,思念之情,使人肠断,与上片结拍的“相思”二字对应。
整首词的上下片,都用了比喻来描写人物形象,只不过上片写得细,下片写得概括。这不仅使主人公的形象鲜明,而且她的相思情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无论是描写还是抒情,上下片都前后照应,构思精妙,结构紧凑,浑然一体。
这首词上片写柳的体态标格和风韵之美。起拍说腊尽梅凋,既点明节令,且借宾唤主,由冬梅引出春柳。以“新春”紧承“腊尽”,写腊月已尽,新春来临,早梅开过,杨柳萌发。柳丝弄碧,是春意繁闹的表征,故说“分付新春与垂柳”。“分付”,交付之意,着“分付”一词,仿佛春的活力、光彩、妖娆,均凝集于垂柳一身,从而突出了柳的形象,赞美了柳的体态。柳枝婀娜,别有一种风流,很似少女的细腰。杜甫《绝句漫兴》早有“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之句。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称颂她有合格入流的独特风韵,并进而用“清英秀雅”四字来品评其骨相。这就写出了垂柳的清高、英隽、雅洁、秀丽,见出她与浓艳富丽的浮花浪蕊迥然不同。作者把握住垂柳的姿质特色,从她的体态美,进而刻画了她的品格美。
下片转入对垂柳不幸遭遇的感叹。换头三句,写垂柳境况清寂、丽姿无主。长安永丰坊多柳,生永丰园一角的垂柳,尽管明媚春光中修饰姿容,分外妖娆,怎奈无人一顾。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杨柳枝词》,据唐人孟棨《本事诗》载:白居易有妾名小蛮,善舞,白氏比为杨柳,有“杨柳小蛮腰”之句。白居易年事高迈,小蛮还很年轻,“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后宣宗听到此词极表赞赏,遂命人取永丰柳两枝,移植禁中。作者在这里化用乐天诗意,略无痕迹,但平易晓扬的语句中,却藏有探沉的含义。”断肠“四句,紧承上文,写垂柳的凄苦身世,说:一到晚春,绿叶虽繁,柳絮飘零,她更将百无聊赖,必然日益瘦削、玉肌消减了。煞拍三句,展望前景,愈感茫然。只有东风的吹拂,足可消愁释怨,使蛾眉般的弯弯柳叶,得以应时舒展。正如宋初诗人幸夤逊《柳》诗听说:“既待和风始展眉。”这微茫的希望的霞光在何处,“又莫是”便是严峻而无情的回答。
全章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是词中的“主人公”。它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被禁锢在园林的一角。感受不到春光的温暖,也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然是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词中句句写垂柳,却句句是写佳人:这佳人或许是向苏轼索词的倩奴,或许是与倩奴命运相似的女性。至少可以说,作者是以婉曲的手法,饱和感情的笔墨,描写了一位品格清淑呵命运多舛的少女形象,对之倾注了同情。
宋代词论家彭孙说:“咏物词极不易下,要须字字刻画,字字天然。方为上乘。”(《金粟词话》)咏物含瘟深湛,在于寄托,“贵有不枯不脱之妙。”(《莲子居词话》)苏轼此词正具有这些优点。它句句刻画垂柳,清圆流杨,形神兼到,熨贴自然。并借柳喻人,把人的品格与身世融入对柳的形神描幕之中。物中有人,亦物亦人,既不粘滞于物,也不脱离听咏课题。就风格而论,此词缠绵幽怨,娴雅婉丽,曲尽垂柳风神,天然秀美处有似次韵章质夫的《杨花词》,而又别具一段倾城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