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用同情的口吻，写出了卖炭翁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当时正是“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节，身上只穿着单衣的老翁照理应该盼望着天气和暖起来，可是他却巴望着更冷一些，因为天气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钱了。两句诗只写了老翁的一个心理活动，便把当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来。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突降大雪，而且有“一尺”之厚，天气是足够寒冷了。因此这位老翁一大早就赶着牛车沿着那结了冰的车道向集市赶去。“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来得很早，此时集市大门尚未打开，他不得不在门外的泥地中休息一会儿。人饿了，拉车的牛也累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差不多可以如愿以偿买上冬衣了。读到这儿，也许读者会怜悯他寒冷天气中只穿着那单薄的衣裳，但一想到他的炭因此可能卖个好价钱，也会不由替他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卖炭翁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远处两骑人马翩翩而来，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驾到。“翩翩”二字本来是用以形容英俊潇洒之态，用在这里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揭露了这两员太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嘴脸。因为是皇帝派来的，所以称“使者”。他们手里高举皇帝颁布的文告，口称皇帝的命令，不由分说，强行扭转车头，驱赶着老牛向皇宫方向走去。千余斤炭就这样被太监拉走了，留给老翁的不过是半匹红纱一丈绫而已。唐代商品交易，多用绢帛等丝织品充作一般等价物来代替货币，宫廷购买货物，往往按照官方高抬丝织品价格计算，而不依民间流行的实价，因此太监们仅用半匹纱一丈绫来支付千余斤炭钱，实际等于强行掠夺。读至此处，不由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诗《宿紫阁山北村》中，描写宦官们掌握的神策军强盗般抢劫百姓财物的野蛮行径。他们都是为宫廷官府服务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置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强行掠夺民间财物。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白描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通篇没发一句议论，说宫市给人民带来怎样的苦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掠夺下，怎样难以生活。而是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把老人的遭遇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当时阶级对立的现实，激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这是作者发多少议论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其次，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腻、逼真，使人们从人形象中受到强烈的感染。一是对人物外貌的刻画，二是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试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活活地勾画出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把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又描写得多么深刻、细腻。使人仿佛看到一个蜷缩在屋角冻得发颤的老人，在愁苦地思索筹划着自己可怜的生活。从而更加拽拉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残酷的现实对老人是多么不公平！
这篇文章在写作、构思上别具匠心，由“天下无事”日久，“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引出“廓然有大志”的亡友石曼卿，又由曼卿而及秘演。又述曼卿、秘演相交最久，且是 “以气节相高”的“奇男子”。然而二人却不为世用，曼卿死，秘演亦老病，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欧阳修对石曼卿诗颇为推崇，而曼卿“尤推秘演之作”，反衬秘演诗作“雅健有诗人之意”。在秘演将南游之际，作者“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全文共分三部分。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愿结交天下豪士，结识了亡友石曼卿。一开始，作者先由自己当年进京结交当世豪贤写起。天圣四年（1026），欧阳修随州荐名礼部，到京城应试，因此有机会结交当代的贤良卓越人物。当时，值宋真宗景德（1004-1007）初年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初年，这四十年，为北宋全盛时期，所以作者称此时为“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自古有“乱世出英雄”之说。动乱的社会， 给那些有才能的人以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 有用武之地。而社会安定， 对国家和人民是好事， 可是却使那些智谋杰出的贤豪之士无有用武之地， 只好隐居起来，“伏而不出”， 这些“智谋雄伟非常之士”， 往往隐匿在山林里的屠夫、商贩之中， 深居简出， 至死也不为世人所发现。作者深知这一道理， 因此要到那些“山林屠贩”中去寻求“智谋雄伟”的贤豪之士， 但是一直找不到。后来， 作者结识了当时的诗人石曼卿。石曼卿为人开朗豪放， 胸怀大志， 然而他的才华和本领却因得不到世人的发现而无法施展。曼卿本人也不愿委曲求全， 去迎合世人的赏识。因此他便同一些平民百姓饮酒作乐，借酒浇愁。关于石曼卿的豪饮，作者在《归田录》中曾有记载：“石曼卿磊落奇才， 知名当世， 气貌雄伟，饮酒过人。”并说他常同人“对饮终日， 不交一言……非常人之量。”作者同曼卿交游，一方面是仰慕他的才华和为人，同时也是为了借机寻访“天下奇士”。这一段里，没有出现秘演的名字。但是秘演的影子，已经在字里行间隐隐可见。从那些“伏而不出”的“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中，那些“老死而世莫见者”的“山林屠贩”中，都可以看到秘演的存在。而从放浪形骸的石曼卿的身上，更可以看到释秘演的身影，这就是作者结构文章的高明之处。
由于第一段打下了伏笔，所以第二部分一开始，便直接了当地点出了秘演的名字：“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文章至此才进入正题。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秘演，而是把他和石曼卿放在一起对比着描写。二人都是“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的“奇男子”，都爱极饮至醉，“喜为歌诗以自娱”。不同的是，这二位隐而不出的隐士，一位隐于酒，一位遁于佛门。关于秘演的为人，《湘山野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美在一首《赠秘演师》诗中，写有“垂颐孤座若痴虎，眼吻开合无光精”两句。别人看了都说写得精彩，形象逼真，秘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含其声，尝若鼾睡然”。但秘演本人看了此诗后，却将“眼吻开合无精光”句中的“无”字改成了“犹”字。苏子美笑骂秘演，秘演辩道：“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子美无言以对。诗中还有“卖药得钱之沽酒，一饮数斗犹猩猩”，又被秘演抹去。苏子美说：“吾之作谁敢点窜耶？”秘演说：“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晕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无奈，只得笑而从之。秘演为人之狂放不羁，由此可见一斑。古之贤士，都看重名声气节。他们敬佩秘演、曼卿的为人，因此都愿意同他们交游。“予亦时至其室”一句，把作者自己也插了进去，通过自己与秘演、曼卿二人的亲密关系，使文章中关于秘、石二人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也更增添了文章的感情色彩。文章至此，笔势陡然一转，写到秘演由盛而衰的过程。“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那些隐居的士子们，并不是真的愿意与“山林屠贩”为伍，只是他们的才学得不到世人的赏识，以避世来作消极的反抗。他们一旦有机会，便会出山，重新实现他们的雄心、抱负。秘演便是为此奔波了十年，最终却仍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山林屠贩”之中。此时石曼卿已死，而秘演也已衰老多病。作者目睹他们二人由盛至衰的过程，感慨世事沧桑，又联想到自己，发出了“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的嗟叹。
最后一段谈到了秘演的诗作。曼卿本人的诗清美之极，而他却特别称赞秘演的诗。认为他的诗雅正刚健，有《诗经》作者以诗美刺社会之意。此是借曼卿之口，赞誉秘演之诗。关于秘诗的特点，苏子美的《赠释秘演》中曾这样说到：“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秘演相貌出众，胸怀浩然正气，可惜他出世皈佛， 不能在世事中有所作为， 只有他的诗得以在世上流行。可是他又不珍重自己的诗。人已经很老了， 打开他的诗箱一看，“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曼卿死后， 秘演也茫然不知所向， 听说东南一带多名山胜水， 甚为壮观， 便欲前往游览。这说明他人虽已老， 仍壮心未已， 志在山水。作者深知友人的用心所在， 因此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文， 述说了他盛时的往事， 用来悲叹他今日的衰老。这就点明了作者撰著此文的目的。文章在最后标出了作者的名字及写此文的具体时间。
近代学者林纾说过：“欧阳永叔长于序诗文集。”此话不假。欧阳修写过不少诗序， 除《释秘演诗集序》外， 还有《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等。文中亦有“秘演状貌雄杰， 其胸中浩然”的正面刻画， 但更多的是采用侧面烘托， 映衬的方法表现秘演其人。秘演的行为轨迹， 始终伴随着石曼卿的影子。未写秘演， 先写曼卿为人， 写其“廓然有大志， 时人不能用其材”， 因此“从布衣野老， 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 实则是映衬秘演的为人。写秘演盛时的狂放以及老年的落拓， 都始终与曼卿的活动紧密联系着。二人盛时“欢然无所间”， 及“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文章写秘演的诗歌艺术， 亦先写曼卿诗之清绝， 然后由曼卿口中， 引出对秘诗“雅健有诗人之意”的评价。这种映衬、对比的手法， 使两个奇人的形象都很鲜明、突出。
《释秘演诗集序》行文直起直落而又富于变化， 结构严谨， 前呼后应， 过渡、衔接自然， 委婉曲折， 如文中讲“山林屠贩”，“伏而不出”， 实际上暗伏着秘演、曼卿这二位隐士。由求“智谋雄伟非常之士”不得， 引出曼卿， 再由作者跟随曼卿交游， 引出秘演。字字珠玑， 句句含有伏笔， 真是无一赘字。又如二段有曼卿“酣嬉淋漓， 颠倒而不厌”之伏笔， 三段便用“曼卿隐于酒”，“极饮大醉”回应， 结构严谨、完整， 几近无懈可击。文中写曼卿、秘演二人由盛而衰的过程，令人沉痛， 哀惋， 然而篇末却写秘演犹存壮志要游山水以寄托情怀， 将读者的思路引向对秘演最后归宿的揣测、遐想之中， 可谓意境深远。全篇语言平谈， 感情深沉而又富于变化。如写石、秘二人盛时的纵酒狂饮， 语言明白、流畅， 而写他们衰败时， 语气则舒缓、沉郁， 无限凄厉哀惋。明人茅坤称此序“多慷慨呜咽之音， 命意最旷而逸”， 实在是很恰当的。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