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雁的诗通常借秋雁南飞的形象，抒发在北方的游子对南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北方艰苦环境的厌倦。这首诗却相反，塞北虽苦，但终究是故土。这首诗构思别具一格，主题更上一层楼。
诗歌首句从春到衡阳切入，语气中充满欢欣。诗人一开章就说“春风一夜到衡阳”，仿佛“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从冬到春的岁序交替。乍看起来，好像有悖于常理，仔细一琢磨，这洋溢着人们对暖风乍至、大地春回的轻松喜悦之情，也从侧面反映了雁儿正久久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因而对此特别敏感，暖风初至，便喜不自胜。
第二句“楚水燕山万里长”，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大雁并不是因此赢得舒缓喘息的时机，而是产生急切离开的归念，忖量着“楚水燕山”的漫漫征程，准备立刻从楚水之畔飞回燕山之旁。这一层跳跃，写出大雁归心的急切，可说是“闻风而动”，绝无犹豫。“楚”，当然是指大雁生活的南方；“燕”，却是寒冷的北国，山水互文见义，正说明从南到北，这中间，要经历千山万水。“万里长”显示了大雁征程的遥远。而此时的江南，春色佳丽，正好流连。对此，人们心头困惑自然转化为对大雁的质疑，不但诗人要“怪”，连读者也要“怪”。
后两句当然是大雁的回答“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诗人用托物咏怀的手法，借春雁的口吻表达强烈的思乡情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王恭是福建闽侯县人，江南本来就是他的故乡，他却说“江南虽好是他乡”，由此看来，诗中的“楚水”、“江南”并非确指某个地域或方位，只不过是一种借代性的语句，指的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朝堂。因而本诗的主题不是表现对故乡的执着的爱，而是表现了诗人想辞官归隐、遁迹林泉，寻找自己精神憩息的家园，也表现了诗人不愿为官，愿过渔樵隐逸生活的意趣。
本诗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取向不同，不写秋雁南归，寄托羁宦北方的士大夫对南方乡土的思念，而是写春雁，在春风吹到衡阳时，不计从“楚水”到“燕山”的“万里”之遥、程途之苦，坚决要回艰苦的北方去。诗旨不在于区别南北地域，而重在表现不留恋温柔富贵的官场，甘愿终老田园过吟啸自得的清高日子。
诗歌四句的结构，从弃优就劣这一违背常情的举动，引出疑问，而后归结到全诗的中心，有助于将主题表现得更鲜明，艺术手法上从反常突出正常，在引起惊诧后再以拟人的口吻亮底，加强了艺术效果。
南北朝诗人谢朓以山水诗著称，而《秋夜》却是一首闺怨诗，深刻地描写闺中怀人那种难以驱遣的愁思。古人生活落后，却战乱不断。很多新婚男子被远征离家，留下诸多留守妇人愁漫空房，思满织机的悲壮诗篇。
诗中首写就用了“促织”、“捣衣”两种常代表秋寒将至、巧妇勤织、远寄征人的意象，寓情于象，托物起兴，引发长期分居的年青妇女对远方亲人孤苦情思。三四句怀着缠绵思愁，深深情愫，直诉衷情：思君忆君远无期，唯有梦中才能一见，梦醒情尤伤，太伤神，太伤情，无心睡眠，只有“夜夜空伫立”。
诗中虽只写“南邻”、“北窓”、“西户”三个方位名词，却有隐却了“东落”之意，让人体会到独守空房，苦对四壁，孤寂迫人之感。依窗凝望北方，那轻轻的垂帘却阻隔着远在万里的亲人，百般煎熬唯有无穷思忆。
诗中“西户月光入”用景物来喻示时间。“入”字用得细致入微，写出圆月西沉，长夜过半的幽静时刻，而思妇心系夫君，幽怨难眠那种寂寞难奈的心境。
在这“百草凝霜，玉阶露湿”的时节，久伫窗前。突然手触到湿冷的罗衣。啊！是露水侵润进来了。抬头往外一看，透过窗纱，隐隐看到湿漉的台阶闪着亮光。“何知”在这里更有惊觉之意。写出闺中妇人忘情沉思的痴呆形象。更表现出多年征战对夫妻家人的极度伤害。作者借秋夜思妇伤感情怀抒发了作者对征战的深深痛恨及对因征战长期分离的人民深表同情。
谢朓对唐代浪漫诗人李白影响极大。李白的诗中也常见谢朓所写物象。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就共用了谢朓《秋夜》中“捣衣”、“阶”、“露”。所以 清人王士稹《论诗绝句》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