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透过吴国馆娃宫如今的破败景象,极写当年的奢华生活,寄寓奢靡必亡之理,抒发了怀古之幽情及对世事之慨叹。全诗寓情于景,托古讽今。
“艳骨已成兰麝土,宫墙依旧压层崖”二句设定了全诗的场景:吴王夫差曾为西施筑馆娃宫,如今西施已故,宫殿成为遗迹。诗的开头就定下了全诗怀古伤今的基调。
“弩台雨坏逢金镞,香径泥销露玉钗”二句从驽台、香径两个有代表性的遗迹来描写馆娃宫古迹的现状。“逢金镞”,“露玉钗”或出于艺术虚构,并非实有其事。“驽台”、“香径”、“金镞”、“玉钗”这些意象显示出昔日的繁华,也表现了当时吴宫生活的奢靡。而“坏”、“销”二字则突出了如今的破败景象,表明即使再繁华奢靡,也已经是过眼云烟,就如一场空梦。
“砚沼只留溪鸟浴,屟廊空信野花埋”二句承上联,选取砚沼、屟廊两个典型遗址,进而描写其它古迹的现状。这里的“只”、“空”二字表现出强烈的感伤之意。
“姑苏麋鹿真闲事,须为当时一怆怀”二句运用“荒台麋鹿”这一典故,追怀伍子胥对吴王夫差的谏言,吐露朝代兴废、世事无常的感慨。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
夫人之疾驱夕发以如齐者,果谁为乎?为襄公也。夫人为襄公而如齐,则刺夫人即以刺襄公,又何必如旧说‘公盛车服与文姜播淫于万民’而后谓之刺乎?”讲得很有道理。据《春秋》记载,文姜在公元前692年(鲁庄公二年)、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89年、公元前687年都曾与齐襄公相会,说明文姜在其夫鲁桓公死后仍不顾其子鲁庄公的颜面而与齐襄公保持不正当的关系,鲁庄公竞也无能加以制止,因此人们赋此诗加以讥刺。
此诗最引人注意的是用了许多二字字音相同的联绵形容词,如第一章用“薄薄”来描述在大路上疾驰的豪华马车,字里行间透露出那高踞在车厢里的主人公是那样地趾高气扬却又急切无耻。再加上第二章以“济济”形容四匹纯黑的骏马高大雄壮,以“濔濔”描写上下有节律地晃动着的柔韧缰绳,更衬托出乘车者的身份非同一般。三四两章用河水的“汤汤”、“滔滔”与行人的“彭彭”、“儦儦”相呼应,借水之滔滔不绝说明大路上行人的熙熙攘攘,往来不断,他们都对文姜的马车驻足而观,侧目而视,从而反衬出文姜的胆大妄为,目中无人。这一系列的联绵词在烘托诗中人与物的形、神、声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另外,多用联绵词,对加强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也有帮助,可起到便于人们反覆咏叹吟诵的功能。
从诗的技巧上看,陈震《读诗识小录》的评析很有见地,他说:“(全诗)只就车说,只就人看车说,只就车中人说,露一‘发’字,而不说破发向何处,但以‘鲁道’、‘齐子’四字,在暗中埋针伏线,亦所谓《春秋》之法,微而显也。”因此虽然此诗纯用赋体而没有比兴成分,却仍是婉而多讽,韵味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