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
这首词由景入情,由今入昔,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人生遭遇的不幸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上阕一开篇,作者便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以及“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数句,绘声绘色地画出了一幅旅途早行图。早行中,眼前月光、山色、晨霜、朝露,别具一番景象,但行人为了早日与弟弟联床夜话,畅叙别情,他对于眼前一切,已无心观赏。此时,作者“凭征鞍无语”,进入沉思,感叹“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为此,便引出了一大通议论来。作者追忆:他们兄弟俩,“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词里的“二陆”用来比自己和弟弟苏辙。当年,他们兄弟俩俱有远大抱负,决心象伊尹那样,“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孟子》中语);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实现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神宗皇帝书》)的政治理想。而且,他们兄弟俩“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对于“致君尧舜”这一伟大功业,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抚今追昔,作者深感他们兄弟俩现实社会中都碰了壁。为了相互宽慰,作者将《论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家语》“优哉游哉,可以卒岁”,以及牛僧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诗句,化入词中,并加以改造、发挥,以自开解。结尾数句,作者表示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况下,要避开政治斗争的漩涡,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姑且保全身体,饮酒作乐,悠闲度日。整首词,除了开头几句形象描述之外,其余大多是议论、成为一篇直抒胸臆的言志抒情之作。
这首词的议论、抒怀部分,遣词命意无拘无束,经史子集信拈来,汪洋恣肆,显示出作者横放杰出的才华。词中多处用典:“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四句,化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三句,”优游卒岁“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鲁国大夫叔向被囚后”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话:”且斗尊前“,化用杜甫《漫兴》中”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的诗句。作者将上述典故灵活运用,推陈出新,生动地传达出自已的志向与情怀。
这首词的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回环往复,波澜起伏,上片的早行图与下片的议论浑然一体,贯穿一气,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头几句写景,以“孤”、“青”、“野”、“残”等字眼传神地渲染出早行途中孤寂、凄清的环境和心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一句,由自然景色转入现实人生。其后,词作由景物描写而转入追忆往事。“用舍由时,行藏我”,由往事回到现实。结拍数句表明作者已从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摆脱出来,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和慰安。全词集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融诗、文、经、史于一炉,有形象的景象描写,有抽象地论说政治,又在议论中发表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抒写了沉郁惆怅的心境,文思连贯,一气呵成,体现了卓绝的才情。
这一词调,上片十一个四言句,下片八个四言句,多处用对仗,句法比较工整,而且,在许多整齐的句子之间,还穿插了几个长短句,如三言句、六言句、七言句和八言句,长短相间,参差错落。这个词调适合于以赋体入词,但又最忌板滞,它不同于短篇令词,也不同于一般长调,是个较难驾驭的词调。两宋词人当中,辛弃疾填了九首,刘克庄填了二十五首,陈人杰填了三十一首,这算是较为罕见的。许多名家,比如柳永、李清照、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张炎等,都不见填制。但是,此调格局开张,掌握得好,却可造成排山倒海之势,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这首《沁园春》词,上片写景,一下子罗列了七个四言句。前三个四言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句式相同,三脚并立。后四个四言句,“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组成“扇面对”,由“渐”字构成领头格,贯穿到底。七个四言句组织绵密,构成了一幅整体的画面。紧接着,“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仍用四言对句,“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也是四言句。这十一个整齐的四言句,除了靠“渐”、“凭”两个领格字提携,还由两个长短句“似此区区长鲜欢”及“微吟罢”,在当中辗转运气。于是,十一个四言句,就不至于像是拆开来的七宝楼台,不成片段。下片八个四言句略有变化。前四个四言句,不再用“扇面对”,其中,“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自成对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二句不对。其余与上片大致相同。这段议论,先由换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两个长短句叙事,承接上结所提“往事”,然后铺排议论。领格字“有”,从字面上看,仅管领“笔头”“胸中”二句,但“有”字下面的六个四言句,词意还是相贯通的,六个四言句之下,直接“袖手何妨闲处看”,还是具有一定气势的。最后,由一个三言短句“身长健”停顿蓄势,“但”字提携、转折,带上两个四言句“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为全词作结。
总之,《沁园春》词是苏轼以诗人句法入词的尝试,已稍露东坡本色。但这首词在艺术上仍有某些不足之处,如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作比较,就觉得《沁园春》以抽象的说理议论代替具体的形象描述,不如以情动人之作,具有那么大的感人力量。比如“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相近,但前者总不及后者那样有意境,那样耐人寻味。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全诗三十一句,不分章,但有韵,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
全诗虽未分段,其叙事自成段落,层次清楚,前二十一句可算是第一部分,后十句算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依次叙述以下内容:
首四句写开垦。描写了有的割草,有的刨树根,一片片土壤翻掘松散,“千耦其耘”,遍布低洼地、高坡田,呈现热烈的春耕大生产景象。“千耦其耘”的“耘”字,单释为除田间杂草,与“耕”合用则泛指农田作业。开垦时重在耕(翻掘土壤),这里是为了用韵,略为“耘”,实即“千耦其耕”。所谓“耦耕”,是上古一种耕作方式,即二人合作翻掘土壤。如何并力,可有几种形式,如挖掘树根,宜对面合作;开沟挖垅,不妨并肩;盖使用耒耜翻地,必须一推一拉。这里言“千耦”,是言极多,从低洼地到高坡田,遍布田野,开垦面积多,出动的劳动力多,这只可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性质的大生产。
第五至第十句写参加春耕的人,男女老少全出动,强弱劳力都上场,漂亮的妇女,健壮的小伙,在田间吃饭狼吞虎咽,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据文献所载,周王是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只直接拥有一大片土地,以封建形式将土地分封下去,他取贡赋,并有权随时收回土地。所以被分封者只有较长期的、较固定的使用权,各土地领主又以同等形式分给下属,这样可以层层分下去,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家族,以家长为首,众兄弟、子孙多代同居,这种土地分配和家庭结构形式,在诗中都反映了出来。
第十一至第十四句写播种。锋利的耒耜,从向阳的田地开播,种子覆土成活。“啊!多么锋利的耒耜!”“播下百谷就出芽!”在这赞叹声中饱含着欢欣,反映出金属(青铜)农具的使用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十五至第十八句写禾苗生长和田间管理。“驿驿其达”,“厌厌其苗”,也是赞叹中饱含喜悦;“緜緜其麃”,表示精心管理,努力促进作物生长,表现了生产的热情。
接下去三句写收获。作者用了夸张的手法,以“万亿及秭”形容露天堆积的谷物广大无边,表现丰收的喜悦。“万亿及秭”一句是全诗的转折处。此句以上是写农事,从开垦叙述到收获;此句以下则转人祭祀和祈祷,可以说是诗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前七句写制酒祭祀,是全诗的思想中心,表明发展生产是为烝祖妣、洽百礼、光邦国、养耆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报答祖先,光大家国,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也是周代发展生产的根本政策。周代制酒主要用于祭祀和百礼,不提倡平时饮酒。末尾三句是祈祷之辞,向神祈祷年年丰收。《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后人多以此篇为不限于籍田祀神之用,与《周颂·丰年》诗大致相同,亦可为秋冬祀神之诗。
全诗叙述有层次、有重点,初言垦,继言人,言种,言苗,言收,层层铺叙,上下衔接;至“万亿及秭”而承上启下,笔锋转势,言祭,言祷。在叙述中多用描写、咏叹,时或运用叠字、排比、对偶,押韵而七转韵,都使全诗的行文显得生动活泼,这在《周颂》中是相当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