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山市出现的全过程,可分四个阶段。
初生阶段
这是目击者眼中的画面。文章还描写了目击者的心理变化:见孤塔时,彼此“相顾惊疑”,表明它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跟实读者带到目击者所在的地方了。
以下所写仍是目击者所见画面,但读者在感觉上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如同亲见。
发展阶段
先总写一笔:“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颇有恢宏的气象。然后分写:“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虽然寥寥数语,却可以诱发读者想像出一幅跟《清明上河图》相似的画卷来。这幅画卷最后在风中消失,又不禁使人感到怅然。
高潮阶段
因“风定天清,一切乌有”,只剩下一座高接霄汉的危楼,所以楼的形状看得格外清楚,连楼外天空也显现了出来,给人的感觉是距离比先前的城郭缩短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是,楼上还有来来往往的人,或凭或立,与人有照应开头的作用,说明奂山这个地方确实能看到这种奇异的现象。
时间的变化:忽——无何——未几——忽——既而——逾时——倏忽
景致的变化:孤塔——宫殿——城郭——危楼——消失
消退阶段
景象全部消失,山市景象结束。作者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相呼应,给山市增加了神秘感。
主题思想
《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揭露当时现实的黑暗和官吏的罪恶,对科举制度和礼教也有所批判,并以同情的笔调描绘了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但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
1、悬是作者笔锋一转“然数年恒不一见”,又给山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读者的好奇心被强烈的激发了。
融情入景
以情衬景。作者在描写时,是通过孙禹年及其朋友的眼睛来描写山市奇景的。孙禹年在与朋友饮酒时,忽然看见远处奂山山峰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高耸的“孤塔”,他们不禁“相顾而疑”,因为此处根本就没有寺院,哪来的孤塔呢?这种强烈的惊奇、迷惑的情绪,既是对离奇的山市景色一种烘托,又是感染读者的一种媒介。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融入了这种情绪,一步步吸引读者,去揭开山市的秘密。文中伴随着惊异的情绪波动,层层展开描写,使山市的每一景物,每一次变幻都给人以新奇的感觉。接着,“孤塔”旁又出现了数十所华丽的宫殿,直到此时,作者才点明了“始悟为山市”。孙某及其朋友由“惊疑”而“悟”。伴随着“悟”而来的应该是轻松、释然的心情,集中精神观赏难得一见的山市奇观。
楼上各色人的活动,细腻地点染了楼中人物的姿态和神韵。如果说,前面是以粗、虚、略的笔法勾勒了城市的概貌,写起来气势飞动的话,那么后面则是以细、实、详的笔墨,具体描绘了山市中的一楼一景,一人一态,写得极有情味,这样的描写,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山市”里的高楼、城郭,而且似乎触摸到了“山市”里人情风俗的气息。同时,也使得本是无中生有的山市蜃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实感。同时,作者在描绘景物时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像与玩味的空间。
动静互变
山市景象变幻不定,作者着力捕捉山市的每一次变化,在短短的一百字中,将其描写的生动、形象、令人拍案叫绝。
绝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兴叹。这篇文章是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写的,它历历如画地再现了山市由生成到消失的过程,无论是大笔勾勒或工笔描摹,都能曲尽其妙。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
《首秋轮台》这首五律于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诗人居轮台时所作。诗人于公元754年赴北庭,至今已历三年,诗中描绘初秋边塞景物.抒写久居边塞的惆怅心情。
诗的开头面句从地点“轮台”落笔写。地为“异域”,城为“孤城”,而又位于明山之外,雪海之边,两句互相补充,各分三层以写边地荒远苦寒,起调极为沉重。
诗的次两句则从时间“首秋”落笔写。“秋来”和“夏尽”点明“首秋”,雁为北地之氏“唯有雁”照应“孤城”二字;蝉为家乡之物,“不闻蝉”照应“异域”二字。“唯有”、“不闻”。从所见所闻,一正一反两个方而来写边地荒远苦寒。
诗的五、六两句从居住环境方面写。边地的秋风秋雨侵袭着诗人居住的蓬帐,来墙已经潮湿,帐幕发出胞气。上句景物诉诸视觉,下旬景物诉诸嗅觉,可见诗人置身子怎样的氛围之中。一“捞”一“格”,写边地初秋气候的恶劣,点染秋景气氛,勾划出一个极为凄苦的环境。
诗的最后两句仍从地点时间两方面着笔来写。“轮台万里地”,写边塞地点之远;“无事历三年”,写戍边时间之长。环境苦寒,秋日又至,家乡万里,归去无期,思念家乡宅切是不言而喻的。因面这两句实为诗人之所感。
这首诗由诗人所居异域而及诗人首秋所见,而及诗人边地所居,而及诗人心中所想,由远及近,层层写拢来,久居边塞的苦闷心情在首秋轮台的景物描绘中得到自然而又含蓄的表露。
首句为地理环境,异域,有别于内地,且在阴山之外;孤城雪海,竟然为沙漠之中的一块绿地。次句为气候环境,轮台之夏和秋季很短,夏季听不见蝉鸣,秋季看不见大雁,一不留神便进入冬季。三句为居住环境,住用来帐,不防雨。结尾为总结感叹,茫茫万里辽阔之轮台,白白在这呆了三年。能看出来,岑参此时有些伤感,不知是对此西域轮台不满意,还是因为未能建功立业长叹息。
轮台为古单于之地,风物民俗尽殊,即古之所谓异域。作者《轮台即事》破题即曰:“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即写其风物之异,与异域之感。结句平实,然平中有奇,实中有虚。无事而于此偏远荒漠之地度过三年。其难熬可知,其感触可会,句外有无穷之意。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