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感怀亡国的愁恨和梦回故国的痛苦。
起首二句由悲叹、感慨而入,用直白的方式抒发胸中的无限愁恨。“人生”句是一种感叹,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抽象概括,既是说自己,也是说众生,其“愁恨”自有一番别样的滋味,“愁”是自哀,也是自怜,是自己囚居生活的无奈心情:“恨”是自伤,也是自悔,是自己亡国之后的无限追悔。也正因有如此“愁恨”,作者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句中“独我”语气透切,词意更进,表现了作者深切体会的一种特殊的悲哀和绝望。正如俞陛云《南唐二主词集述评》中所云:“起句用翻笔,明知难免而自我销魂,愈觉埋愁之无地。”第三句“故国梦重归”是把前两句关于愁恨的感慨进一步的具体化和个人化。李煜作为亡国之君,自然对自己的故国有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定会朝思夜想。可是事非昨日,人非当年,过去的欢乐和荣华只能在梦中重现,而这种重现带给作者却只能是悲愁无限、哀情不已,所以一觉醒来,感慨万千、双泪难禁。“觉来双泪垂”不仅是故国重游的愁思万端,而且还有现实情境的孤苦无奈,其中今昔对比,抚今追昔,反差巨大,情绪也更复杂。
词的下片续写作者往日成空、人生如梦的感伤和悲哀。
“高楼谁与上”是无人与上,也是高楼无人之意,进一步点明作者的困苦环境和孤独心情。所谓登高望远,作者是借登高以远眺故国、追忆故乡。故国不可见,即便可见也已不是当年之国,故乡不可回,此恨此情只能用回忆来寄托。所以作者的一句“长记秋晴望”,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现实中的无奈总让人有一种空虚无着落之感,人生的苦痛也总给人一种不堪回首的刺激,作者才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的感慨。在现实中,“往事”真的“成空”。但这种现实却是作者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这现实同样是一场梦。“如一梦”不是作者的清醒,而是作者的迷惘,这种迷惘中有太多的无奈,以此作结,突显全词的意境。
全词以“梦”为中心,集中写“空”,笔意直白,用心挚真。全词八句,句句如白话入诗,以歌代哭,不事雕琢,用情挚切。全词有感慨,有追忆,有无奈,有悲苦,这一切因其情真意深而感人不浅,同时也因其自然流露而愈显其曲致婉转。
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旧历二月,陈与义寓居苕溪畔的青镇,怀念对岸的两位朋友天经和智老,因而写下这首诗。
作品的开篇写时间变化,一夜之间,春水已涨,尽向东流,顿生怀友、访友之意。但笔意至此,先出一折,从自己写起。安于贫贱,甘于淡泊,在吟诗作赋的生涯中,看到杏花春雨又送来一个春天,心中充满了顺适之感。自己如此,友人也是一样。所以下面写到禅伯之多病,儒先之固穷。实则写己即写友,写友即写己,二者交相为用,互为生发,以见出心灵的相契,见出溪涨思友的心理依据。有了前面的铺垫,末二句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访友的路途。至于见到友人后的情形,却全都忽略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但作者另有一诗题为《与智老天经夜坐》:“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釭。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其中对雨夜谈禅的描写,正可与此诗互相补充。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激赏。这一联写诗人观赏杏花,以诗自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平淡闲适之情,却并未道出诗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就对仗来说,此联除了“里”、“中”外,其余都不算工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了作者在古典诗歌的对仗艺术上所作的探索,因而曾被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为“宋朝警句”。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中对此作了分析:“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景一情,变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贾岛‘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翻窠换臼,至简斋而益奇也。”对仗要求和谐工稳,是六朝以来的总体趋势;但至唐代发展到极致以后,一些有创造性的诗人如杜甫、韩愈等又致力于打破已成模式化的对仗方式,力图求新求变,突破这种工稳,以求得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到了宋人手里,就更是有意识地忽略字面上的工稳,而着重于两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陈与义的这一联,上句写客中吟咏送日的宁静、淡泊,下联写一个清丽的境界,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至于两句之间在字面上是否的对,倒没有特别注意。从这个角度看,这联诗也反映了宋人对唐诗的发展。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全诗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地方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横征暴敛,百姓更加痛苦不堪。这是诗人深切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寄予深刻同情的名篇之一。
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