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写室外环境，用凄迷寂冷之景映带思妇孤独落寞之心；下片写室内之人，以“慵剪”、弹泪倚瑟、卜问吉凶三个动作暗示思妇内心的痛苦与不安。全词语言清丽，笔意古雅，含蓄不尽，婉曲动人。
起首两句写楼外。春雨绵绵密密，像尘雾一般，灰蒙蒙的，刚刚泛出鹅黄色的柳梢给雨打湿，水淋淋的。说春雨“细如尘”，新鲜而熨贴。春雨是细屑的，轻倩的，迷离漫漶，润物无声，似乎非“如尘”二字无以尽其态。用它来映衬怀人的愁思，便显得十分工致。“湿”承“雨”来。“黄”字体物入微，切合物候，又应“春”意，让人联想到稚柳这迷蒙细雨的薰沐下所焕发的生机。接下来，“风约”逗引出后两句，视点拉回室内。
上片状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笔笔勾联，丝丝入扣；这几句看似景语，实乃情语，打下了闺人的主观色彩。“如尘”的雨，多少给人以凄迷低黯之感；柳色又新，牵惹着对远人的缕缕情思；阵阵轻寒，更使那碧色的窗纱涂上感伤的色调，寒气直浸入心底其中“寒碧”是以景写情的重笔，女子心中的感受由此得到深刻的展示。作者借拟女主人的眼光，写出了一个寂冷的环境。
过片直接突出了居于画面中心的女主人公——“美人慵剪上元灯，弹泪倚瑶瑟”。上元即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宋代是个盛大的节日，民间有吃圆子（汤圆，取阖家团圆之意）、观彩灯、祭紫姑等习俗。点明上元之时，背景就变得更其具体而典型，把人物感情衬托得愈加强烈。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灯品”：“又有深闺巧姓，剪纸而成，尤为精妙。”陆游《十二月一日》诗：“儿书春日榜，女剪上元灯。”说明宋时剪纸做灯，乃闺人巧技，而且有早些日子就开始制作以备上元灯节玩赏的。可见这一句“美人慵剪上元灯”，不是一般的身心慵懒，而是由于情绪恶劣之极。“弹泪倚瑶瑟”句加重悲情之分量，写她欲鼓瑟以舒怨怀亦不可能，好只倚瑟弹泪了。
结束两句：“却卜紫姑香火，问辽东消息。”前一句承接上文，转进一层，与美人问卜的事。紫姑，相传为唐武则天时寿阳刺史李景之妾，为大妇所嫉，正月十五日夜被害死于厕间，上帝悯之，命为厕神。旧时民间每于元宵夜图画其形以祭，并扶乩卜问祸福。
无心剪灯，有意问卜，写出少妇关注之所。就这样，结句全词层层推进之后，以轻淡之笔出之。辽东，古郡名，故址今辽宁省东南部，多用来借指遥远的边地，以代亲人之所。至词的主旨已经明确、完整地表达出来，而字面上终归没有道破。淡语入情，含蓄不尽。这一结语使全词意境浑成，主旨突出，堪称巧妙。
这首诗既是杜甫晚年悲苦生活和忧国优民思想的体现，又是诗人对自己的诗作充满自信和自负的自我鉴定。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是写诗人南征途中所见的秀丽风光。这里“桃花水”对“枫树林”，为借对。春天，春水奔流，桃花夹岸，极目远眺，风帆如方阵一般，而枫树也已成林，这是幅美丽的自然风景画。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表现诗人晚年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悲辛生活。为了苟全性命，诗人常常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里，四处逃难，而今又要远去衡湘，使诗人泪满衣襟。杜甫善于用反衬的手法在情与景的对立中，深化他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加强诗的艺术效果。诗一起首就描写了绮丽的景色，按理说看到这样好的景色本该分外愉悦才是。但是由于乱离漂泊，又想到自己老病跋跄，面对美景，诗人反而潸然泪下了。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道出了诗人虽身处逆境，但报效朝廷的热忱未减的情怀。诗人老了，病了，照理应该还乡才是，而现在却更往南走，可悲。尽管如此，诗人报国热情不减，心一刻也未尝忘怀朝廷。杜甫在成都时，代宗曾召他赴京兆功曹，杜甫没接受，后因严武表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他对代宗还是有着一定好感，存有一线希望的。这里“南征日”对“北望心”，为流水对，且前后两句在内容上对比鲜明，更加衬托出了诗人一生奔波无定，但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怀。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正是诗人晚年对自己一生思想及悲剧命运的总结。诗人一生抱负远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仕途坎坷，个中甘苦，只有自己一人独享，而纵然有绝世才华，却未见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知音。在当时社会里，文章上的知音，也就是事业上的援手。这两句感慨很深，很大，自视也很高。不能不使杜甫伤感：对于同时代的人诗人或较有成就的诗人，他本着“乐道人之善”的态度儿乎都评论到，全都给以相应的评价，他成了他们的知音。然而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诗，他自己也没有知音。天宝末，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高适、岑参、薛据等还有一些实在不高明的作家都入了选，独杜甫“名落孙山”。但杜甫并不急于求人知，也并不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自信：他知道将来总会有他的知音的。但这不能不说是杜甫一生的悲剧。三、四两联，正是杜甫晚年生活与思想的自我写照。
诗以明媚的自然春景开头，但由于诗人晚年浪迹天涯，光景无多，前途渺茫，只得作诗自苦，慨叹当时没有知己，这样就使前面所描写的欢快、轻松的气氛消逝的无影无踪。这样对照写来，景与情似乎极不相称，但却显得深刻悲痛，更具艺术感染力。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