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山溪》又名《上阳春》,“赠衡阳妓陈湘”又作“别意”。这是一首赠别的词。
上片写陈湘的天生丽质,豆蔻年华,而又柔情脉脉,春愁恹恹,使人魂飞心醉,我见犹怜。下片写词人载酒寻芳,临别伤怀,后约无期的怅惘心情。前者重绘形,故我绮语;后者重抒情,颇具风韵。全词运用铺叙的手法,层次分明。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娉娉嫋嫋,恰似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寻花载酒,肯落谁人后。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上片首二句先写陈湘年少怀春的内心活动。鸳鸯、翡翠,皆偶禽。雄者为鸳,雌者为鸯。《说文》:“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接下来两句,以远山秋波,比喻陈湘的眉清目秀。“山明水秀”与“眉黛”、“秋波”相应,言其眉如山之明,眼如水之秀。把美人的眼比作秋波,眉比作远山,是我国古代诗文中所习见的。王观《卜算子》的“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即为一范例。末五句,以春花的娇嫩鲜艳,比喻陈湘的年轻貌美。妙词人不着痕迹地点染了杜牧《赠别》的“娉娉嫋嫋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的诗句,含蓄而婉转地把陈湘的婀娜身段、锦绣年华勾勒了出来。又以“透”、“瘦”、“愁”三字分别写出陈湘的情窦初开、腰肢苗条和多愁善感。艳而不冶,媚而不妖,清丽纤巧,情韵兼胜,其构思之委婉曲折,低回往复,出人意表。
片前两句写结识陈湘,唯恐不早。一种急于谋面、一倾积愫的感情,溢于言表,不言倾慕,而爱恋之情自见。接下来两句,写词人对后约无期、犹恐美人已有所属的怅惘。妙他把杜牧《叹花》诗“自是寻春去太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融化里面。词人这里遥想别易会难,聚少离多,待到他们重逢的那天,恐怕是花已成泥、叶已成阴、子已满枝了。意脉上承“娉娉嫋嫋,恰近十三馀”了。感情上低回婉转,一往情深,显得更加深沉、真挚。最后五句,表现自己的着恋之深,依慕之切。“心期”,指内心深处的期望。这里是申说人生实难,事与愿违,造物是那样地捉弄人,不让人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愿望。接着又以柳的飘拂依人,比喻自己的别情无极,依恋不已。虽千里之外,犹然频频回首,寻觅那折柳赠行者的倩影。
语淡而情深,意浓而韵远,非有这种实际生活的体验,是不能道出此中的委婉曲折的。妥溜又恰切,庄重又活泼,非功力深厚之妙笔,亦不能表达也。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或756年(天宝十五年),封常清兵败削官之后,诗人感到更加孤单,无所依靠,因而诗中多漂泊之意。
当时,安史之乱初起,天下为之骚动,边塞也不得安宁。在此人心惶惶之际,久居塞外的诗人自然黯然神伤,更兼送友东归,孑然自处,因此说“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诗人供职封常清幕府颇见任用,可是如今封常清兵败洛阳,被削去官职,诗人不由有物伤其类、痛失知己之感,故曰“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觉得无所依傍,孤单伶仃。“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意即路途遥远,信息难通,愁郁之情无可排遣。“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两句是诗人强自安慰之语,实则是心伤故人远去后,自己将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将更加浓烈。全诗言辞凝滞,愁肠百结。读来感人肺腑,令人满目凄然。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