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嗟。如此辈，不知何为，留滞天涯。料甘心远引，无意纷华。一任姚黄魏紫，供吟赏、银烛笼纱。南游士，日餐千颗，不愿九霞车。
咨嗟。如此辈，不知何为，留滞天涯。料甘心远引，无意纷华。一任姚黄魏紫，供吟赏、银烛笼纱。南游士，日餐千颗，不愿九霞车。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这是一首咏梅词。上阕写寒梅初放，表现梅花的光润明艳，玉洁冰清；下阕写月下赏梅，侧面烘托梅花的美丽高洁。写梅即写人，赏梅亦自赏。全词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由月光、酒樽、梅花织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空灵优美的图画，运用比喻、拟人、想象等手法刻画梅花形象，赞颂梅花超尘绝俗的洁美素质和不畏霜雪、秀拔独立的坚强品格。
上片写寒梅初放。何逊《扬州早梅》：“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梅花，她开于冬春之交，最能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庾信《咏梅花》诗：“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这里，“琼枝”就指覆雪悬冰的梅枝。半放的寒梅点缀着它，愈显得光明润泽。词人接着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浴出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即物即人，梅已和人融成了一片。
词的下片写月下赏梅。“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两句写出了赏梅的时间，表达了对梅花和月色的喜爱之情。作者认为大自然也是偏爱梅花的，让澄澈皎洁的月光来陪衬梅花。在溶溶月色映照下，梅花更有一番神韵。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更是美不胜收。
“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醉” 。值此花好月圆的良宵，精心准备“金樽”和“绿蚁”，来个一醉方休。词人李清照的词作中，凡写记游赏花之作的，每每都要写酒醉、花美，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愉快的心情，倒也别致有趣。诗中“绿蚁”指的是酒面的浮沫。《历代诗话》引《古隽考略》：“绿蚁，酒之美者，泛泛有浮花，其色绿。”读到此句时，常常会让人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知己相伴，围炉饮酒，是人生一大乐事。
结尾一句“此花不与群花比”， 词人把寒梅的形神美和自己的心灵美、感情美融为一体，赞美了梅花高洁的品格。百花凋零的冬天，梅花迎着风雪傲然怒放，“一树独先天下春”。它传递着春的消息，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人们喜爱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喜爱它不畏严寒，立志奋发的精神。
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与前人的咏梅诗词相比，此词艺术上有所创新。词人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用比喻、拟人、想象等多种手法，从正面刻画梅花形象。在对寒梅作了总体勾勒之后，又以生花妙笔点染其形象美和神态美。同时，此时做到了移情于物，以景传情，意中有景，景中寄意，体现了李词的特色。
这两首诗是情辞并茂的悼友诗。李商隐是一代才人。李商隐的诗辞采精工富丽，韵调婉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政治宗派斗争的原因，这样的大诗人于病死荥阳后，文坛竟然出奇地沉默，极少有人赋诗撰文来纪念他。现存的当时悼念李商隐的诗仅有两首。这珍贵的两首《哭李商隐》诗出自李的挚友、诗人崔珏之手。
第一首诗表达对亡友李商隐的深切悼念，同时赞叹其文学奇才，感慨其不幸的命运遭遇。
第二首，崔珏说李商隐有“才”且“凌云万丈”，可知其才之高，而冠以“虚负”二字，便写出了对世情的不平。有“襟抱”且终生不泯，可知其志之坚，而以“未曾开”收句，便表现了对世事的鞭辟和对才人的叹惜。首联貌似平淡，实则包含数层跌宕，高度概括了李商隐坎坷世途、怀才不遇的一生。
中间两联，承首联而写“哭”。李商隐有《流莺》诗：“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以伤春苦啼的流莺，因花落而无枝可栖，自喻政治上的失意。崔诗“鸟啼花落人何在”，则用“鸟啼花落”烘托成一幅伤感色调的虚景，唤起人们对李商隐身世的联想，以虚托实，使“哭”出来的“人何在”三个字更实在，更有劲，悲悼的意味更浓。
第四句以“桐枯凤死”暗喻李商隐的去世。《庄子·秋水》：“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足见其高贵。这鹓雏即是凤一类的鸟。李商隐在科第失意时，曾把排抑他的人比作嗜食腐鼠的鸱鸟，而自喻为鹓雏（《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当时凤在，就无桐可栖，无竹可食。此时竹死，桐枯，凤亡，就更令人悲怆了。此句用字平易、精审，可谓一哭三叹也。
“良马足因无主踠”，良马不遇其主，致使腿脚屈曲，步履维艰，这是喻示造成李商隐悲剧的根本原因，要归之于压制人材的黑暗的政治现实。一般人都为此深感悲愤，何况作为李商隐的旧交和知音呢。“旧交心为绝弦哀”，明哭一声，哀得恸切。春秋时，俞伯牙鼓琴，只有钟子期闻琴音而知雅意，子期死后，伯牙因痛失知音而绝弦罢弹。作者借此故事，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对亡友真挚的情谊和沉痛的哀思。
尾联作者独运匠心，采用了“欲进故退”的手法，荡开笔触，不说自己的悲哀，却用劝慰的语气说：“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意思是说：莫要悲叹九泉之下见不到日月星三光吧，现在您的逝去，就是送入冥间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文星”啊！这其实既不是安慰亡友，也不是诗人自慰。李商隐潦倒一生，郁郁而逝，人世既不达，冥间不可期。因此说，这只不过是作者极度悲痛的别一种表达方式，是“反进一层”之法。
撼动人心的悲恸，是对着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两这首诗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把誉才、惜才和哭才结合起来写，由誉而惜，由惜而哭，以哭寓愤。誉得愈高，惜得愈深，哭得愈痛，感情的抒发就愈加浓烈，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愈有力，诗篇感染力就愈强。互为依存，层层相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