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当作于公元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当时杜甫56岁,居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
黄鹤注:依旧次,编在大歴二年。盖寄诗在先而题屋在后也。顾宸注:公过学士茅屋,羡其立品之高,读书之勤,故题其茅屋如此。按诗言读书以取富贵,于学士尚不相似。黄氏谓朂其子侄者得之。
仇兆鳌《杜诗详注》:学士茅居旧有藏书,上四句叙事,五六句写屋前秋景,七八句勉其子侄。下截承上。杜诗近体有两段分截之格,有两层遥顶之格。此章若移晴云、秋水二句,上接首聨;移古人、年少二句,下接末聨,分明是两截体。今用遥顶,亦变化法耳。又中间四句,平仄仄平俱不合律,葢亦古诗体也。
黄生曰:旧疑此诗不似对学士语。今考《寄柏学士诗》及《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始知其说,一则云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学士,亦奔波,叹彼幽居,载典籍,萧然暴露依山阿。一则云叔父朱门贵,郎君玉树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风骚。是学士乃柏大之叔父。柏大之山居,即学士之茅屋,学士奔波之所载,即柏大山居之所精。二诗语意互见。此诗则合而言之,勉其子弟。而本其父兄以为劝言勤苦以取富贵尔。叔父业有前效,则年少积学之功,安可少哉。
金陵(今江苏南京)从三国吴起,先后为六朝国都,是历代诗人咏史的重要题材。司空曙的这首《金陵怀古》,选材典型,用事精工,别具匠心。
前两句写实。作者就眼前所见,选择两件典型的景物加以描绘,着墨不多,而能把古都金陵衰败荒凉的景象,表现得很具体,很鲜明。辇路即皇帝乘车经过的道路。想当年,皇帝出游,旌旗如林,鼓乐喧天,前呼后拥,应是无比威风。此时这景象已不复存在,只有道旁那饱览人世沧桑的江枫,长得又高又大,遮天蔽日,投下浓密的阴影,使荒芜的辇路更显得幽暗阴森。“江枫暗”的“暗”字,既是写实,又透露出此刻作者心情的沉重。沿着这条路走去,就可看到残存的一些六朝宫苑建筑了。“台城六代竞豪华”,昔日的宫庭,珠光宝气,金碧辉煌,一派显赫繁华,更不用说到了飞红点翠、莺歌燕舞的春天。现在这里却一片凄清冷落,只有那野草到处滋生,长得蓬蓬勃勃,好像整个宫庭都成了它们的世界。“野草春”,这“春”字既点时令,又着意表示,点缀春光的唯有这萋萋野草而已。这两句对偶整齐,辇路、宫庭与江枫、野草形成强烈对照,这将它的现状与历史作比较,其盛衰兴亡之感自然寄寓于其中。
接下去,笔锋一转,运实入虚,别出心裁地用典故抒发情怀。典故用得自然、恰当,蕴含丰富,耐人寻味。
先说自然。庾开府即庾信,因曾官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庾信是梁朝著名诗人,早年在金陵做官,和父亲庾肩吾一起,深受梁武帝赏识,所谓“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诗人从辇路、宫庭着笔来怀古,当然很容易联想到庾信,它与作者的眼前情景相接相合,所以是自然的。
再说恰当。庾信出使北朝西魏期间,梁为西魏所亡,遂被强留长安。北周代魏后,他又被迫仕于周,一直留在北朝,最后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他经历了北朝几次政权的交替,又目睹南朝最后两个王朝的覆灭,其身世是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动乱变化的。再说他长期羁旅北地,常常想念故国和家乡,其诗赋多有“乡关之思”,著名的《哀江南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人的身世和庾信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经历过“安史之乱”,亲眼看到大唐帝国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安史乱时,他曾远离家乡,避难南方,乱平后一时还未能回到长安,思乡之情甚切。所以,诗人用庾信的典故,既感伤历史上六朝的兴亡变化,又借以寄寓对唐朝衰微的感叹,更包含有他自己的故园之思、身世之感在内,确是贴切工稳,含蕴丰富。“伤心”二字,下得沉重,值得玩味。庾信曾作《伤心赋》一篇,伤子死,悼国亡,哀婉动人,自云:“既伤即事,追悼前亡,惟觉伤心······”以“伤心”冠其名上,自然贴切,而这不仅概括了庾信的生平遭际,也寄托了作者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深厚同情,更是他此时此地悲凉心情的自白。
这首诗寥寥二十字,包蕴丰富,感慨深沉,情与景、古与今、物与我浑然一体,不失为咏史诗的佳作。
题目虽说是《忆昔》,其实是讽今之作。第一首回忆的是唐肃宗的信任宦官和惧怕老婆,目的作于警戒代宗不要走他父亲的老道;第二首回忆的是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目的在于鼓舞代宗恢复往日繁荣,并不是为忆昔而忆昔。
第一首上段九句,下段八句。上段九句感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肃宗起兵灵武,收复西京长安,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凡是肃宗认为是有才能的都以任用,便任用了李辅国。但宠幸张良娣,对于政事自然就很少有时间去管了。所以中兴之业,是仍处于停滞阶段的。“后不乐”,状其骄傲放纵。“上为忙”,状其畏缩恐惧。这分明写出了惧内意。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下段八句感伤代宗不能振起。代宗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到了程元振带兵时,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侵,而肃宗再次外逃,一时边境无法安定下来,所以愿能有像傅介子这样的人物,杜甫意在湔雪国耻。“老儒”句,作者自叹不能为国靖乱而尸位素餐。
第二首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上段十二句追思开元盛世。当时国盛民富,盗乱息止人民安定,政治通和清明,民风淳厚,礼仪等方面也秩序井然,胜于贞观之治。这里便是惜唐明皇疏于政事,所以又极盛转至衰败。下段十句悲痛乱离而思盼兴复。自开元至作此诗,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仇兆鳌《杜诗详注》)乱后景象,是不忍直视的。所以作者在此概叹,中兴事业只能期望于后世之君了。
虽然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但第二首诗中所描述的人丁兴旺、和平环境、丰衣足食,却也是劳动人民所祈望的。因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诗人素来就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理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境界,“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身处乱世、颠沛流离,仍抱忧国忧民之心,“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甘愿“洒血江汉”、再图中兴。
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