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中的一轮圆月，惯会助人哀伤快乐。人们高兴时，那明月便洒下皎洁的柔辉，为人助兴、凑趣——“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李白《月下独酌》）；人们忧伤时，那月色也顿时变得冷幽幽的，照得人倍感凄凉，令人难耐，——“明月，明月，照得离人愁绝”（冯延巳词）。
《苍悟谣》里的这位“离人”，叫明月照得失眠了，于是他苦恼极了，呼天而叹：“天！休使圆蟾照客眠！”（圆蟾，即圆月；传说月中有蟾蜍。）意思是说老天啊，不要再让这圆月照得这我离家的人睡不着觉了！这位他乡之客本来就满怀离愁别绪；何况月下独立，又怎能不思念“隔千里兮共明月”的那一位呢？
再说，如水月光，也容易使人毫无睡意，“明月皎皎照我床”，“牵牛织女遥相望”（曹丕《燕歌行》），这怎么能睡得着呢？而那月光，又偏爱照失眠人，这真是：“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蝶恋花》）月圆之夜，本是亲人团聚之时。可是词人呢？却是月圆人未圆。难怪这位离人终于压抑不住，不得由仰天长叹了。可见，这句“天！休使圆蟾照客眠”。是经过一番千回百折的苦恼之后发出的百般无奈的叹息之词！
月光如练，然而人隔千里，这边是他乡仰望，那边是闺中独看。这位痴情人不禁异想天开了，说：月亮啊，据说你是一面宝镜，你能照出她的芳姿倩影吗？“人何在？桂影自婵娟！”他凝视着那轮明月，那嫦娥般美丽的身影在何处呢？只有桂影疏密有致，空自盘旋罢了。
此时此地，他可能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俩月下携手漫步的美好时光。然而此时呢？人却远隔千里，这多么令人愁怅啊！
这首小词通过对圆月观感，抒发出沉挚的思念之情。寥寥十六个字，然而曲折有致。这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语）的高妙描写手法，真可谓“以少胜多”了。
汉乐府里有《上邪》一曲，意思就是“天哪！”这首小词也采用这种咏叹手法，且全用口语述之，富有民谣色彩。这首小词在婉约词中，显得十分清新别致。
词开头“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即化用南朝宋鲍照《学刘公干体》“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句意，以问句领起。作者责问老天，为什么会在春意正盛的时节千里迢迢送来北方寒山的飞雪。“春深”而有“飞雪”，反常且令人痛苦，这幕情景实际是隐喻明朝的美好河山竞遭受清军铁蹄蹂躏。下面两句，谓大雪漫空飞舞，解佩相赠的汉皋游女和凌波微步的洛水宓妃都不见踪影，更何况天界的仙宫宝阙。这里“解佩凌波”当喻指抗清的志士。“人不见”，则是说他们多遭不幸。以下便转入题中之“咏兰”。“楚殿”、“湘潭”，所用地名令人联想到流放沅湘的战国楚伟大诗人屈原。“烟微”、“月冷”都是凄迷之景，见出作者的惆怅悲苦。而幽兰皆遭“攀折”，就是他心怀恻怆的原因。歇拍作者以空谷幽兰自拟，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的典故，表达他的伤时之情。作者在清顺治二年（1645）松江起义兵败后，曾一度隐居，此处“幽谷”云云，即指此。
下片换头回忆往事，“九畹”用上引《离骚》句意，“光风”用《招魂》“光风转蕙，氾崇兰些”句意，表现幽兰在佳人的“纤手”中流芬扬馥的情状，隐喻自己深受大明王朝的国恩。“数茎清露”，象征着作者高洁的情操和忠贞的气节。这里将香草关人结合起来，比兴之义尤为精微。下面两句，进一步用“多情怀袖”、“同心千结”倾诉自己的忠爱缠绵意绪，“多情怀袖”承上文之“纤手”， “同心千结”承上文之“花叶”。这几句“当日”、“曾在”应是指崇祯朝之事，此后则“玉腕香消，云鬟雾掩，空赠金跳脱”，也就是说他的报国之心不被理解，颇和明珠投暗之恨。联系作者身世，他在南明弘光时数次上书指陈时政，均未受重视，遂辞职归家．这里的“空赠金跳脱”便不难索解，“空赠”两字。惋惜之意极浓，实在是感慨万端之语。而“香消”、“雾掩”，也隐含对弘光时忠良遭斥、奸佞当道的批评之意，结拍两句。“洛滨江上”，结构上遥应“解佩凌波”，似指刚成立的南明永历政权，接受其领导的抗清义军有瞿式耜等部，据有两广、云贵、四川等地；“寻芳再望佳节”，就是期望这一股抗清力量能够完成国家复兴的艰苦事业。
全词主要以兰自喻，个别地方喻抗清志士，另以关人或指忠臣义士，或指君王主上，都与楚辞美人香草之孤忠隐约之言一脉相承，意深情远，亦婉丽亦苍凉。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