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洞庭”“潇湘"点明客居地域, “叶未下"这个意象,则用来印证“秋欲生”的时令,是袅袅秋风将降的物候特征。此处化用《楚辞·湘夫人》:“塌搦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句意,说洞庭湖边木叶虽然尚未凋零飘落,而秋意似乎已先来到了诗人的心上,已感觉到凉秋的逼进了。营造了一种秋未至而情欲悲的氛围。
颔联“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是紧承首联“秋欲生”而来,季节变化的信号自然是风雨。在风雨催秋声中,诗人无奈,只好一个人在武昌城书斋中闷头睡大觉了。这两句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
颈联“重以桑梓今,凄其江汉情”,又承颔联“独卧”而来,转入直接抒情,第五句入思乡,第六句以江汉抱合,紧承前半首。高斋独卧,冷雨敲窗,作者借此烘托出客居他乡的冷落凄清,顺理成章地将思乡之情在这里抒发出来,显得更加真挚感人。
尾联写到天外传来雁声,诗人发问。这末二句,表面上是问雁,实际上是以雁衬人,相辅而相成,借雁来抒发自己远离桑梓、流寓江湘的感情。
全诗感情脉膊的发展极其自然,“秋欲生”,自然表现为“今夜雨”,因雨而“独卧”,由“独卧”而思家。联联相承,句句牵引,丝丝入扣。全诗八句,一气呵成,写景抒情,浑然一体。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
此诗开篇四句先以“吹”字上联下递,运用修辞学上的“顶真格”,写出北风对庭前柏树的肆虐,再以一个“吹”字与此相呼应,写出柏树的坚不可摧,一任北风肆暴,还是那么节操棱棱,威严方正,依然故我。借以喻诗人所蒙受谗邪们的诽谤,纷纷藉藉,而诗人依然刚正不阿,我行我素,反映了诗人对政局认识的清醒及其操守的坚贞。中间四句由忆往昔落墨,自远而写近,把问题引向了历史的纵深,谓柏树曾历尽冰霜而不改其清操,如今严冬已成过去,春光日渐宜人,闲花野草尚且呈现一片生机,北风猛吹柏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借以喻诗人曾饱历忧患而不变其志。如今国祚已转危为安,谗邪们的中伤对我无可奈何,反映了诗人对谗邪之臣的轻蔑及其信念的坚定。最后二句紧承上文,虽纯系口语,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春光已经返回大地,北风肆虐还会久吗?”借以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反映了诗人一种誓与国运共安危的高尚情操与乐观情绪。
通篇用比,以柏树自喻,以北风喻谗邪,以阳和喻国祚,于阳和初回,北风肆虐中突出了“节操棱棱还自持”的柏树形象。笔调古朴,风格雄放,不以秀词佳句和所谓意境来吸引人,而以完整形象和真实感情来激动人,在托物抒怀之作中别具一格。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