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对友人别墅的赞美,其向往之情毫无掩饰。下片写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不过过眼云烟,表达出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全词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
上片写词人平日身在繁华都市之中,见惯了车水马龙,如今来到友人幽屑的山间,实在心生羡慕。对友人的别墅毫无掩饰地赞美,到处都是车马如龙,羡慕友人能寻到一个如此清幽的住处。在这里,眼见的是满山柿叶殷红,听闻的是四面萧萧清风,多么美丽。但是,容若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享尽荣华,什么优美的住所他未曾见过,何需对友人的别墅艳羡不已。
下片说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只不过是镜中之月、河中之影而已。看镜中自己的容颜渐老,越发感慨功业无成。结尾两句“安得此山间,与君高卧闲”则直接地表达了纳兰也渴望归隐山林的愿望:真想和友人一道隐居在此,以明月和银河为伴,何等逍遥自在。至此,终于明白容若的真意,对见阳山庄的向往是假,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才是真。容若真正想对友人说的,乃是结伴从红尘喧嚣中逃走吧,躲开这肮脏的一切。
小词有景有情,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纳兰性德虽身在高门广厦,内心深处“其于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一位承平时代的贵公子,能够作如此之想,古今难得。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成就,在盛行王、孟和元、白诗风的中唐时期,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贬损。韩愈在这首诗中,热情地赞美李白和杜甫的诗文,表现出高度倾慕之情。在对李、杜诗歌的评价问题上,韩愈要比同时的人高明许多。
此诗可分为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作者对李、杜诗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并讥斥“群儿”抵毁前辈是多么无知可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二句,已成为对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千古定评了。中间二十二句为第二段。力写对李、杜的钦仰,赞美他们诗歌的高度成就。其中“伊我”十句,作者感叹生于李、杜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读到李、杜天才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景。“惟此”六句,感慨李、杜生前不遇。天帝要使诗人永不停止歌唱,便故意给予他们升沉不定的命运。
“平生”六句,作者叹惜李、杜的诗文多已散佚。末十二句为第三段。“我愿”八句,写自己努力去追随李、杜。诗人希望能生出两翅,在天地中追寻李、杜诗歌的精神。他最后四句点题。诗人恳切地劝导老朋友张籍不要忙于经营章句,要大力向李、杜学习。
韩愈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流派。叶燮《原诗》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诗人以其雄健的笔力,凌厉的气势,驱使宇宙万象进入诗中,表现了宏阔奇伟的艺术境界。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人笔势波澜壮阔,恣肆纵横,全诗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奔流直下,而其中又曲折盘旋,激溅飞泻,变态万状。如第二段中,极写李、杜创作“施手时”情景,气势宏伟,境界阔大。突然,笔锋急转:“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豪情壮气一变而为感喟苍凉,所谓“勒奔马于嘘吸之间”,非有极大神力者不能臻此。下边第三段“我愿”数句,又再作转折,由李、杜而写及自己,驰骋于碧海苍天之中,诗歌的内涵显得更为深厚。诗人并没有让江河横溢,一往不收,他力束狂澜,迫使汹涌的流水循着河道前泻。此诗在命题立意、结构布局、遣词造句上,处处显示出作者独具的匠心。如诗中三个段落,回环相扣,展转相生。全诗寓纵横变化于规矩方圆之中,非有极深功力者不能臻此。
尤可注意的是,诗中充满了探险入幽的奇思冥想。第一段六句,纯为议论。自第二段始,运笔出神入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用大禹凿山导河来形容李、杜下笔为文,这种匪夷所思的奇特的想象,决不是一般诗人所能有的。诗人写自己对李、杜的追慕是那样狂热:“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他长出了如云般的长翮大翼,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探索李、杜艺术的精魂。追求的结果是“百怪入我肠”。此“百怪”可真名不虚说,既有“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有“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下海上天,想象非常神奇。而且诗人之奇思,雄阔壮丽。韩诗曰奇曰雄,通过此诗可见其风格特色。
诗人这种神奇的想象,每借助于夸张和比喻的艺术手法,就是前人所盛称的“以想象出诙诡”。诗人这样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此诗乃“论诗”之作。朱彝尊《批韩诗》中所谓的“别调”,其实应是议论诗中的“正格”,那就是以形象为议论。在此诗中,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比喻等表现手法,在塑造李白、杜甫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作者其人及其诗歌的艺术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诗人对诗歌的一些精到的见解,这正是此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值得珍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