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
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首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先接上阕末句的抒怀咏志，将落笔之处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放眼处，座座高峰，远近错落，尽收眼底。然而，这还不是画面的关键，关键是山峰上飘扬着红军的旗帜。这旗帜高耸在山之峰巅，应和着狂野的西风，舒展飘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在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信仰的追随者同生共死，终于走出重围。而“漫卷”二字则高度凝练地表现出革命的力量依旧强健，依旧潇洒自如，依旧敢于在风口浪尖搏它一搏，这象征着革命的希望之火熊熊燃烧。所以下阕首句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绝非重复。它所表现的情感已较上阕首句更进一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平静和休憩、个人胸怀及智慧，而是革命集体的崇高与可敬及革命信仰的强劲活力。形式上回到了起点，情感上却有了新的格调。
下阕末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和上阕末句一样，从眼前的实景宕开，直接表现内心情怀和志向。但在表现的内容上也有了一个推进。上阕末句，是在古今战争之间寻求尚武勇猛之精神，在谈笑、屈指间举重若轻；而下阕末句所表现的情怀意志则似乎已经完成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升华，而有了更为具体的战斗冲动。诗人手持“长缨”，片刻的休息与感慨已经足够，疲乏与困顿已经一扫而空，激情与力量早已恢复。诗人已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吹角连营”，上阵擒龙。“何时”二字更见出诗人此时内心的战斗渴望。
这首词景象开阔，意蕴丰富，起承转合，层次分明，在意境和艺术结构上都称得上是一篇佳作。它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广为流传，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广播电台也时常朗诵播放。时至今日，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首作品中体味出当年岁月的艰辛以及领袖人物的宏大气概。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