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诗一二句主客并提,以彼此远居又各不得意为“怀”字提供丰富的内容。“幽人”指李子先,他在并州作小官。“青袍”是下级官员的服装。历代文人常用青草比青袍,如庾信《哀江南赋》:“青袍如草。”杜甫诗:“汀草乱青袍。”含有不被见用的意思。这里作者说“堤草”认出自己的青袍来,不光属思奇巧,而且以草为有情物来反衬人的情怀难禁,效果极好。
三四句承首联中“各在异地”的含义,叙遥相思念之情这两句借景抒情,情景互生。作者时在平舆,地近汝水。前句写自己,后句写朋友,但同第一二句一样都用实写法。仿佛友人也在目前,诗人颇觉亲切。
五六句承首联中“各不得志”的含义,写无人理解的愤懑。这两句诗措辞自然,对仗工稳而又意在言外,显示出诗人锤炼语言的深厚功力。黄庭坚曾以此联示人,并说读这两句可以得律诗之法。《观林诗话》对这两句诗从形式上加以评论,说:“杜牧之云:‘杜若芳州翠,严光钓濑喧。’此以杜认严为人姓相对也。又有‘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此乃以朱云对白日,皆为假对,虽以人姓名偶物,不为偏枯,反为工也。如涪翁(黄庭坚号)‘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持(当为“得”)九方皋’,尤为工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从内容上着眼加以评论,说:“鲁直(黄庭坚字)《过平舆怀李子先》诗:‘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题徐孺子祠堂》诗:‘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二诗命意绝相似,盖叹知音者难得耳。”足见这两句诗受到人们的推重。
末二句写出全诗的主旨,劝李子先也解官归故里,认诗人同游。其中“归来”二字明言作者用心,紧接着又下一个很有分量的“是”字,但诗人犹嫌不足,同时还用水涨花落、渔船载酒构成一幅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图画,劝归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庭坚作诗,最讲章法。《昭昧詹言》卷十二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这首诗用“幽人佐吏”开篇,以“故溪篙深”作结,很像是无首无尾,然而横空出语,收束有力。各联之间,首联说官卑,颔联写春兴,颈联叹九方皋之罕见,尾联叙故溪之可游,每联下语也如同不知其所从来。但细味诗意,脉理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因为从内容上讲,诗人和朋友之所以“心动”、“兴高”,并不仅仅是感觉到“春波”、“夜月”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感慨于自己“佐吏曹“、“青袍”这样的低下地位,因此也就极容易作千里马、九方皋之叹,慨叹之余,希望能退隐于酒船渔网之间,也就是顺理成章了。从结构上看,首联总提,中间两联分议,末联收拢,也分得巧妙,合得有力,既富变化,又做到了天衣无缝。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
姑苏,即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市,春秋吴王阖庐始于山上建台,在其子夫差时竣工,人称姑苏台,其台横亘五里,夫差曾在台上备宫妓千人,又造春宵宫,为长夜之饮,越国攻吴,吴太子友战败而焚之。后人常借吟咏姑苏台来抒发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感喟。此诗就是许浑舟行经过姑苏,登台吊古所作。
首联叙登台。上句以平叙之笔直接点题,“宫馆余基”指姑苏陈迹。“辍棹过”言舍舟登岸,凭吊古台。下句“黍苗”承“宫馆余基”来,初登台基,放眼眺望,只见残砖败瓦间禾黍成行,断壁颓垣上蒿草丛生。“黍苗”二字实写眼前景色,又暗中脱化《诗经·黍离》诗意,借古人亡国之哀思,表现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独”字传神,将独来吊古那种惆怅情绪写得极真。“悲歌”即含黍离之悲意。这一联以叙事起,以情语接,用一“悲”字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语言平淡而富有深韵,已然将读者引入浓厚的思古气氛中。
颔联以赋笔铺写姑苏台遗址景象,但景中意蕴深藏。一边是人去台空的荒凉阒静,另一边则是争食新草的麋鹿和各据莎草、筑巢栖息的水鸟。这一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野鹿、凫鸥性极警觉,在此栖游,可见荒台空苑之静寂;新草、浅莎,当春始发,正见出春机盎然之状。动词“争”、“占”,绘出了自然界旺盛的生命活力。工整的对仗,显示出诗人匠心独到之处,这里并置着的人事意象和自然意象,通过精确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与动词的修饰连接,把历史陈迹的死寂与自然生命的生机统一于有机的画面中,形成强烈的生和死的比差,活生生地逼出人们心中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悲情。这一联以表面的赋法铺写,包裹着深沉的内核,诗人充分利用了律诗对偶的特点,以各个意象间强大的张力,造成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效果,以空外传音的方式,暗示出作者吊古的情绪。
颈联使用比兴手法表现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吴岫雨来”、“楚江风急”看似实写眼中景色,然而“吴”、“楚”字面,可以引发历史联想,惊风飘絮,雨打浮萍既为国破家亡象征意象,亦可被认为其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政治现状,似此似彼,亦此亦彼,彼此难分。“虚槛冷”是山雨将至时,诗人登台凭槛的思绪,是眼前天气变化造成的,同时它又是诗人怀古而产生的,对时局和个人前途的寒颤情绪。风雨中的远帆,是诗人眺望中所见,亦可视为他在怀古中体悟出的回避乱世、远身避祸的道理、事实上,诗人“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夜归丁卯桥村舍》)的想法,正是有感于乱世产生的。
诗的中间两联写景,是诗人对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的熟炼运用,又见出他对七律这一体裁的得心应手,可谓左右逢源,佳句迭出。
尾联照应篇首,抒发诗人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感慨之情。“忠臣”,指伍子胥,吴越战争时,夫差败越,越王勾践求和,子胥力谏吴王不可应允,吴王夫差不从,且偏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弃尸江中,后来越国果然击败吴国。“可怜”句,是诗人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哀悯感叹。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曾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急风吹帆的大江,在滔滔白波中向东而去,消失在天际。人生短促、历史无情,自然永恒,使诗人思绪万端。
此诗以叙事起,以绘景结,中间两联以写实和象征兼用之笔承转首尾,使通篇圆转流畅,同时又以“独悲”二字统领全诗,在整个意境空间中灌注伤今悲古的悲怆凄凉之气,与其五律诗的“高华雄浑”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后人极推崇,宋人范晞文说:“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对床夜语》)可见许浑七律,在唐朝诗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此诗亦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