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窦,即雪窦山,在今浙江省奉化县西60里,海拔800米,为四明山的分支。唐代曾在此建寺,原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今虽废,但乃有不少景点。
邓牧于癸巳(1293)春暮二十四日游雪窦山。这篇游记留下了他的踪迹,也使我们今天能一睹七百年前的雪窦山的风光。
游记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四段文字,记叙由石湖(今江苏省吴县盘门西南十里)至雪窦山的行程,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二。记叙游程,交待行止,使景点所处及周围环境了然于纸,也为后来的探奇访胜者导游,这种笔法已经形成我国游记散文的共同特点。但是象本文,开篇在交待行程上就如此泼墨,还是不多见的。
但细细读来并不乏味。沿途几百里,水陆兼程,由石湖起程,舟行二十五里达江,“江行九折达江口”,入溪水又行“九折达泉口”,水浅处,“曳舟不得进”,则“陆行六七里”,经两天两夜后,又涉小溪大溪,抵达溪口才转入山路。这段朴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路途遥远曲折,而且在长途跋涉中,使人看出作者“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后,就不殚旅途险阻,而“一意孤行”的勃勃兴致。
江浙一带,素以风景优美着称,沿途几百里,自多奇山异水,一路揽胜,倒也不觉乏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写道:“视潮上下,顷刻数十里”,轻舟飞驰的畅快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一会儿舟行大溪上,深沟险壑,森然可怖。一会儿巨石临水,“若坐垂踵者”,多么悠闲自在。一会儿溪水环山,自高处坠入山涧,远远望去,犹如自蛇奔赴大壑,气象万千。更有“桑畦麦陇,高下联络”,田家村舍,“隐翳竹树”,樵夫牧童,追逐嬉戏,颇有些桃花源的味道。作者很想知道这地方的名称和历史,无奈村民不谙吴语,无从得知;遗憾的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段行程不惜笔墨,是有所记而记的,并非闲笔。
从第五段起转入山路,开始登临雪窦山。作者着重记叙了雪窦山观亭,千丈岩观瀑和妙高台观石。
雪窦山观亭。作者移步换景。上到第二座山峰,这里景亭棋布,各揽一胜。因此作者没有把“亭”作为描写对象,而把镜头转向了它们周围的景物。隐秀亭处是万杉藏秀;漱玉亭下是甘甜清泉;锦镜边海棠围池,花影映水,灿烂如锦秀;寒华亭内题留荟萃,文采精华;大亭上有宋理宗的“应梦名山”御笔……一路观光,美不胜收。
千丈岩观瀑。千丈岩,顾名思义,这里崇岩壁立,谷深千丈,是个险峻之地。作者登临“崖端”,攀树“下视”,以至“目眩心悸”,历险逐胜之情跃然纸上。飞雪亭观瀑,是千丈岩的着名景观。“初若大练,触岩石,喷薄如急雪飞下。”寥寥十余字,写出了瀑布自崖顶飞泻潭下的壮观景象:它自锦镜直径十余丈的大园池喷薄而下,始则宽如大练,继而与岩石相激,珠玑四溅,细若飞雪,纷纷急下。沾湿衣襟,着实让人心醉。“情以物生”(刘勰《文心雕龙·铨赋》),“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一惊一喜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他唇吻翕动,刚要启口,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知音,不禁“怅然久之”。他想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作者决非是要赞山吟水,他要“清谈玄辩”(多指玄妙的哲理)。作者32岁时南宋灭亡,怀着悲愤的心情,拒不出仕;放浪山水以后,逢寓止则“杜门危坐,昼夜为一食”(《洞霄图志》),以后隐居洞霄宫,也过着“身不衣帛,楮御寒暑”(《伯牙琴》)的清苦生活,直到在超然馆无疾坐化,终不改志,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险的人生之路啊!虽有谢翱、周密(也是抗节隐逸之士)二位好友,但都未曾同游,且境况相似……在伤时感遇的慨叹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幽愤与渴望。
妙高台观石。这里山石岩岩,奇形怪状,作者就极力描摹它们的形象,盛赞它们“自然动人”,远远胜过“观花”。刚才的“怅然”云散了。其实,这种伤时感遇之痛是切肤入髓的,稍有引发,就由衷而出。上文有三处写到琅琅书声:一处是药师寺的寺僧读书声,一处是溪口大废宅中传出“诵声”,一处是雪窦寺的主僧少野读诗声。听到这些亲切的读书声,作者不仅驻足谛听,还要辩析一番,评论一番。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是修身积学,齐家治国。作者在《逆旅壁记》中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这位书香了弟对读书声倍感亲切与惊喜,正反映了他虽身在山水,但终难忘情于世事人道。可见,寄身荒野乃是出于无奈。作者惟恐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曲,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伯牙琴》,大概就是耿耿于此吧。
邓牧在自叙传中说:“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颂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我们不必对他索取厚馈加以厚非,且看他对自己的文字是何等的自重。总观全文,作者很善于把握景物的特点:雪窦山的亭,千丈岩的瀑,妙高台的石,各具特色。闽浙一带,三江九溪,苍山与碧水,总是相依相伴,雪窦山更是如此。但作者写水,各择其妙:或写形,如“白蛇蜿蜒”;或写声,“溪声绕亭”;或写味,“饮之甘”;或写动,“大溪薄山转”;或写静,“花时影注水中”;总之,使人领略到每一景物的独胜之处。
作者描摹景物的形态,不拘一格。妙高台的山石:色,“或绀(gān微带红的黑色)或苍”。形,有的象扣着的盂;有的象丢弃的帽子,委屈地躺在地上;有的象蛟跳跃;有的象兽蹲踞。远处的山峰,“青岚上浮,若处子光艳溢出眉宇”--青霭缭绕,阳光穿射,色彩缤纷,简直象个蛾眉秀目,脉脉含情的少女,再美的花也比不上。这段不足百字的景物描写,竟川了动情结合,比喻拟人,远眺近观,对比衬托……直到穷形尽相方才收笔,如此的精细酣畅。
寄情于景,寓志于物,是我国游记散文的传统,到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物我双会”的境界。本文作者把自己的伤时感怀都融注在景物之中,自然而亲切,令人心领神会。
这是一首双调的词,前、后两段声律完全相同。上片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下句以抒情为主,情中有景。该词是苏轼的早期之作,以清奇、流动的美感显示出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的特色。
上片写出游途中的晴雨变化,以及骑马赶路的轻快心情。起笔用对句,写出了近乎奇妙的天气变化:“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一个“暗”字,从色彩与光线着笔,兼有暗淡、昏暗以至黑暗诸义,再加上“疑夜”的渲染,令人想见天低云暗、雨意浓酣以及雨水如注的景象。一个“报”字则将风人格化了,风儿转了向,忽然向人们报告天已放晴的好消息。这两句不仅写出了大自然的一种奇观,而且写出了人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还怀疑是夜色降临,而雨霏天晴,只在转瞬之间,心中仿佛也一下子亮起来。这里不带有对大自然神秘性的恐惧,而是对其偶然出现的奇观的欣赏,并写出了从忧疑(恶劣天气对出行在外的人不利)到安详的心态。后来苏轼在出判杭州时写过“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的诗句诗中的“忽”字与该词中的“忽”字,在洞识天象、曲传心态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句紧承前句,描绘出傍晚放晴后的景象。 “明”字与首句“暗”字相呼应,又与次句隐写心态的意思相承,进一步表现出心境的开朗。全句很像是一幅色彩鲜明、轮廓清楚的写生画,使人想起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它又像是影视中的一个远镜头,为下文写苏轼自身的活动交代了白然背景。“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一句,则像是连续推出三个近镜头,分别现出了一丛丛小草、柔软的沙地、溪边的山路。最后推出一个特写镜头,轻捷的马蹄。这里写草,写沙,写路,各具特点和美感,都是为了衬托出骑在马背上的人在匆匆赶路(已近黄昏,天光有限),以及苏轼的轻快的心情。这是一种借物写人的手法。
下片转入叙事和抒情,着重写旅途的劳顿以及对神仙之事的遐想。“卯酒醒还困”,这是该词中唯一的一句叙述,交代了苏轼早晨饮酒登程,以壮行色这一有关情事,以及此刻虽从酒中醒来,却感到疲困的状态,整天的鞍马劳顿全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苏轼还得马不停蹄,而不能歇息下来做个美梦,“仙材梦不成”一句便是此种情境下说出的俏皮话,但苏轼却止不住地对神仙之事的遐想。“蓝桥何处觅云英”借唐传奇《裴航》中的神话故事,写苏轼自己幽渺的情思,隐隐透露了苏轼的遁世思想,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超逸的情致。末句仍依此思路下笔,“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却留有有余不尽的韵味。因为在词人想象中,山间流水有可能与神仙境界相沟通,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对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因而闯入桃花源的描写,以及张旭《桃花溪》诗中“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的句子,其用意与苏轼相近。当然,那样的机会极为难得,所以用“只有”二字表示了轻轻地叹惋。苏轼在旅途中为什么会联想到神仙之事呢?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山地清幽的环境激起了苏轼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上片的山水描写像是一种伏笔。二是作者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写该词时虽然才28岁,而遁世观念却早已产生了。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这是一首思乡诗作,描绘游子思乡之情,感情脉络细腻真切,委婉动人。首联描绘了一个思乡之人的形象;颔联则由自身的现实,移情于身外的过去;颈联写思乡孤寂只能向自己内心倾诉;末联则说人多南归,唯自己未归。通篇用词含蓄隽永。
首联以“日日”叠字领起,开篇就使人触摸到诗人急切而又失望、惆怅的感情脉搏,渲染出浓厚的感情气氛:因归思似渴,所以“日日”遥望故乡;久欲归而不能,诗人便唱吴声歌曲,以此聊解归思之渴;歌乡声而不能归,诗人反更增惆怅,故有“空歌”之叹。颔联仍是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诗人因睹别人的离愁别绪,不禁忆起自己离家时亲人依依难舍的情景。此联与首联都写归思但着眼点不同:首联落笔于诗人自身,颔联落笔于身外;首联侧重于现在,颔联侧重于过去。欲归不得的失望,客居异乡的寂寞,仕途失意的喟叹,种种感情的重荷,真使诗人无法忍受。“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诗人只能孤寂地向自己倾诉,无限愁怀,只有己晓。
前三联,诗人全用赋笔,铺张叙写,曲尽其妙,但若全篇皆此,则显单调寡味。故诗人在尾联运用“兴”之别一法门,使全诗通体生色,情味隽永。旅居蓟北的游子归乡,都兴奋接受送行者的折柳:送行者善解人意,都折向南生长的柳条相赠。此联意谓南归行人之多,与诗人独不得归形成对照,至此,诗人那寂寞悲愁、失意憔悴的形象如在读者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