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辞藻艳丽，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姚合极称赏王维的诗，特别追求王诗中的一种“静趣”，此诗就反映了这个倾向。
首两句：“不自识疏鄙，终年住在城。”姚合自称“野性多疏惰”（《闲居遣怀》其八）。一个性格疏懒，习于野性的人，认为不适宜为官临民，这在旁观者看是很清楚的。而自己偏不了解这点，终年住在城里，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求静不得，求闲不能，皆由于自己的“不自识”。本不乐于城市，今终年住在城里，总得自己寻个譬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因此认为在城市亦算是隐居。“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武功县诗》）自己作这样一番解释，是明心迹，也见心安理得了。这儿写身处县城，却透露了心地的静趣。
景况也确是这样：“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这第二联写的正是适应自己疏鄙之性的境地，从首二句一气贯注而来。没有马迹过门，就是表明来访者稀少，为官很清闲。蝉声聒噪，充满庭院，是因无人惊扰，反觉闹中处静；写的满耳声音，却从声音中暗透一个“静”字。上句写出清闲，下句写出清静。正是于有声处见无声，反感静意笼罩。
在这清闲、清静的城中一隅，诗人是“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这第三联从“病”写性情。病，带点小病，旧时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风雅事；病而不废吟咏，更显得闲情雅致。现今“休官”，连小小的职务也不担任之后，真是梦境也感到很清闲，很清静了。写来步步幽深，益见静境。唐人由于受佛家思想影响，有所谓更高一层的境界，就是把生活逃遁于“禅”，所以第四联作者自问：“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何时能摒除一切萦心的俗务，求古先生（指佛）学这种禅观呢？观，即观照。妄念既除、则心自朗然无所不照。这样的境界，就是禅观（即禅理、禅道），是清闲、清静的更高一境。借禅理说心境，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鄙视厌恶之情，成功地描摹了作者所追求的艺术上静趣的境界。
姚合是写五律的能手。他刻意苦吟，层层写来，一气贯注；诗句平淡文雅，朴直中寓工巧，而又畅晓自然，所以为佳。
《夜飞鹊》，入“道宫”。《梦窗词》集入“黄钟商”。一百零七字，前片十句五平韵，后片十句四平韵。主人蔡姓，盖尝纳妓又下堂。词中有“中郎旧恨”、“怅今朝、不共清尊”，据此，该妓定属蔡姓主人。
“金规”两句。“金规”，即圆月。此言金黄色的圆月高挂在银河旁。天上万里无云，河汉清晰。“清雪”三句，直赞南花。以喻蔡妾。言雪白的南花清香袭人，此以花喻人。词人说：我曾经在那京城的大街上醉倒在你的身旁，你在我的帽子插上了清香诱人的花枝。词中的“美人”，即是蔡妾。“西风”三句，为妾设想。此处是说：当西风骤起时，你就像南花而凋谢了。它的梭子形的果实摇摇晃晃地挂在枝头上，可能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因为人们将会很快把这些果实采去，而南花枝上被人剪去花朵后的剪刀痕，还会很明显遗留在枝头上啊。此以花喻人，暗示妾是被逼而离开蔡家的。“中郎”两句，写主人。“中郎”，本指东汉蔡邕，官拜中郎将。这里以“中郎”指代蔡司户。“司户”宋州县中主管户藉的官吏。此言蔡司户在宴席上通过笛声发泄自己与妾分离后的愁恨。
“空剩”三句，词人的假设。言蔡妾离去后，恐怕要被人像绝代佳人似的深藏在重重幽闭的侯门中。“浑似“三句是说：如今在这席间赏花，使我好像在梦境中遇到仙女一样。幻觉中见花仙光袜悄悄飘行，简直像是青萍浮水而移般的轻灵潇洒。“轻冰”两句，言乍寒浸润皮肤，使我突然清醒，不见了花仙也就无法与己对饮。“怕云槎”三句是说：我担心传递信息的仙筏来得太晚了，恐怕那时已是人去楼空，所谓“落花流水春去也”，即是此意。而那时余下的只有我们对你的缠绵难忘的追忆了。
文章一开头便从难易问题下手，作者认为天下之事的难易是相对的，“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习也是如此，只要脚踏实地去学，没有掌握不了的学问；反之，不通过学习，就是极容易的事也会被视作十分困难。在说明了难易的辩证关系之后，作者便引出了智愚的问题。天资不高，才能平庸的人，只要勤于学习，久而久之，也能有所成就，摆脱昏与庸的境地；而天资聪敏，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不学无术，也将与昏庸者为伍。相传孔子的学说由智能鲁钝的曾参传给了子思，再由子思之徒传给了孟子。所以作者说：“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因而作者认为昏庸与聪敏是相对的，关键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第一段完全以论述的笔墨出之，明白地摆出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段则通过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进一步说明难易与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能坚定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必定是可以达到终点的。四川的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瓶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雇船前往，但由于自己的犹豫畏缩，终未能达到目的。作者由此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所谓“立志”，不仅是要树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正是学习中第一可贵的。这一段通过具体生动的记叙，设想出人物的语言神态，形象地揭示出立志的重要，犹如一则寓言故事，虽然平易简单，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最后一段结论，还是归结到聪敏与昏庸的问题：聪敏不可恃，昏庸也不可限，关键在于能否力学不倦。作者强调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摆脱了天赋决定论的成见，劝人以学，对于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的作用。他对聪敏“可恃而不可恃”，对昏庸“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
